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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我为什么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http://www.CRNTT.com   2013-05-31 14:33:03

历史学者 范泓   　　《自由中国》在开始时确实得到过台湾当局的一些津贴，如台湾的“教育部”、省政府等。可后来因为当局与雷震、胡适等人有了矛盾，尤其是在理念上发生冲突之后，这些部门不敢再补贴《自由中国》了，军队中原有的订数也没有了。未出二年，《自由中国》变成了一份地道的民营政论刊物，完全是靠雷震一个人托朋友四处筹措资金以维持杂志的生存，后来杂志有了广泛影响，卖得也不错，情况才好转一点。可这时在印刷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反反覆复地，不知换了多少家印刷厂，后来胡适回到台湾居住，从中说了不少好话，帮过不少忙，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中国》有多么仇视，可这些雷震一个人都扛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自由中国》之所以能在那样形势严峻的状态下生存十年之久，雷震功莫大焉。当然，胡适先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是《自由中国》最初几年的发行人，也是编委之一。胡适对雷震的影响最大，雷震这一生对胡适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牢里还不断地给他写信。在雷震六十五岁生日时，胡适借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为狱中的雷震祝寿。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理念，同时也惺惺相惜，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一种互动，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称雷震是胡适在推行民主自由理念时最好的一个传人。  　　对于台湾民主宪政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十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在台湾，像柏杨、李敖这样的人都曾受到过《自由中国》的影响。雷震入狱期间，李敖去探望他；雷震出狱时，又去迎接他，尽管扑了一个空。作家聂华苓是《自由中国》编委之一，当时负责刊物的文艺版面，她后来回忆起《自由中国》及其同仁时这样说：“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的……”李敖也说过，《自由中国》是一个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刊物，他替《自由中国》写过稿件，当时才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雷震是一个具有民主宪政理念的人物，他后来之所以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个必然结果。雷震早年留学日本学的就是政治和宪法，与国民党元老人物戴季陶、张继有一定过从，也见过孙中山，后来主要是与王世杰关系密切。王世杰原为武汉大学校长，早年留英留法，学的也是宪政，王世杰当时是法制局局长，后来是教育部长，再后来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由于王世杰对雷震的赏识，为雷震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雷震本人在政治上的突出才干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在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中，从议事组组长，到副秘书长，进而秘书长，特别是与在野党及民主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使他对中国的政治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在国家制宪工作中，雷震也是关键人物之一。雷震的民主宪政观是渐进式的，反映出当时具着民主理念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中的真实处境。雷震不像胡适等人受到过英美宪政的影响，他是留日的，面对国民党“训政”时，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很容易站在党派的立场上给予认同或支持。后来雷震终于明白了“训政”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萌生并影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雷震与胡适有了更进一步接触，从此两人在思想上不可分离。我的一位朋友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雷震比胡适更重要”，我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涵义，雷震虽然受胡适的影响才出现理念的上转变并坚定地主持《自由中国》，对台湾日后实现政治转型起到了最直接可行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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