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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http://www.CRNTT.com   2013-08-11 09:29:27

近期在香港出版的《血的神话》是又一部挽救文革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力作，它作所记录的就是上文曾提到的、1967年夏秋之交发生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无辜被杀者九千余人。作者谭合成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冒着政治风险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和受难者家属，写下五十万字的巨著，可以说是字字血泪。从不为人写序的杨继绳先生被此书震动，视谭合成为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破例为《血的神话》作序。序中引用了一句当年道县惨案的凶手多年后对一位上面派来的处遗工作组负责人的话：“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杨继绳评论道：“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杨继绳、王友琴、谭合成等学者都在不约而同地追问文革悲剧的具体的、历史的、制度的原因。谭合成写道：当年的凶手“与被杀者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仇恨，然而是谁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谁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是谁灌输给他们那么多‘你死我活’的理论？” 　　同时，和《德国罪感问题》的作者雅斯贝尔斯一样，他们也在思考中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道德缺失问题，并召唤国人在对文革灾难的自审和自醒中克服扭曲的人性，从而得到道德的新生。然而，与德国战后的反思不同，中国眼下的现实却是：真实的历史淡出记忆，自审自省更无从谈起时。谭合成写道：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所谓“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须知那背后全部都是人命和鲜血！真的一点都不可笑。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三十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这篇历史纪实中记录的杀人理由讲给他们听，甚至可能被斥为“造谣”，笔者就亲身碰到过这种事情。须知这些理由在当年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经绰绰有余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送卫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认真地治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痛，认真地检视一下残杀的真正原因，又一窝蜂地挤上了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一干二净。三十年前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得足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创伤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左派异军突起，为文革唱赞歌，为薄熙来的文革式“重庆模式”叫好。他们中的某些学者，也将德国与中国相比较，却刻意回避纳粹德国与中国文革的相似。比如，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讲“德国故事”，论述德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和对德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与发扬，从康德一直讲到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并对后者的民主宪政批判尤为推崇。张旭东担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会全盘接受以英美政治和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话语，将英美的特殊性误认为普遍性，以至于失去中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他从正面讲“德国故事”，希望国人能以此为示范，回答当下“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这个问题。 　 　　针对张旭东对中国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忧虑及其德国文化情结，高全喜在〈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兼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文中中肯地批评张文以文化化约政治和经济，以至于完全忽视甚至遮蔽中国现代性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并指出，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条件，近二百年来，中国和德国都是不得已被裹挟进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浪潮，并不断在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寻求并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与风范。 然而，更为要害的问题在于，张旭东以当下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为出发点，赞美德国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连续性，只谈二战之前的德国，对纳粹政治却语焉不详，并回避了纳粹时期的大灾难，也回避了德国民族对灾难的记忆和反思，更没有看到中国文革时期的纳粹阴影以及文革后在记忆和反思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与德国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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