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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教师为何两度遭遇暴力高峰

http://www.CRNTT.com   2013-08-22 12:38:56

中评社北京8月22日讯／8月20日，陈毅之子陈小鲁一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发了网络热议。腾讯评论今日话题（2013-08-22第0203期）今天刊载文章《文革中教师为何两度遭遇暴力高峰》，对道歉信中所言及的文革时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的前因后果作了一些披露。 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 　　提到文革针对教师群体的暴力，大多数人会想到1966年夏天。这年夏天，“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文革研究者王友琴说：“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为什么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会在1966年夏天降临到千千万万的教师们头上？ 　　文革初期对教师的暴力迫害，与“老红卫兵”把文革当成反右搞有很大关系 　　尽管毛泽东早在1965年1月就曾有过内部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但直到文革爆发，绝大多数人仍不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指向。不但普通人不了解，中央领导层乃至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也不了解，以至于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表示：“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曾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这种“摸不着头脑”，使大多数人误以为文革将继续沿袭之前的反右传统，仍以“地富反坏右”为主要斗争对象。 　　在这样一种认知下，最早兴起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和各地省市区由党组织出面创设的“官办红卫兵”，迅速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这些“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对教师群体的批斗是“正确”的，因为就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许多教师倒在了红卫兵的皮带之下，正是这样一种“反右传统”的结果——1966年9月份之前，北京基本上是“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的天下，“造反派红卫兵”直到周恩来、陈伯达代表中央亲赴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才在9月份渐成气候，随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展开激斗。在此之前，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普遍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翻版。故而相当积极地或明或暗地把校内的教师、学生按之前反右运动的逻辑和标准，划左、中、右，进行隔离审查乃至暴力批斗。8月份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95%的各校工作组被认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局势才开始逆转，之前被“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压制、打击成“右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得以翻身。但教师群体的境遇并未因此好转。 　　对文革初衷认知错位，把文革当成反右来搞，并不仅限于北京。以宁夏为例，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的指令，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革，即按反右运动的逻辑，将运动矛头指向了教师和基层干部。6、7月间，以宁夏大学为例，83%的老师遭到了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许多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成了工作组重点斗争的对象。直到10月份，以这些受打压的非红五类学生为骨干的“造反派红卫兵”，才在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占据上风，将运动的斗争矛头重新定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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