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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又一轮增长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7:46:26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日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中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中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经济增长率的高悬，中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全社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水平，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中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们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并不可怕，反而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可归结为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资保证。 　　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文章称，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应对危机手段之捉襟见肘，使得在上个世纪后20年已被视为敝履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卷土重来，货币扩张几乎是各国宏观政策的不二选择。 　　凯恩斯主义在防范危机恶化，从而避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方面，确有明显效果，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着眼于短期，其药方的疗效或属引鸩止渴，或属麻醉缓释，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救助因长期结构性失衡所造成的大危机。 　　首先, 需求管理在总量扩张上能发挥作用，但对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所起作用甚微。如今全球各大经济体陷入危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美国的货币扩张并没能使得依靠私人消费需求支撑增长的方式有多大改变，而中国的总量扩张，也有导致结构进一步扭曲的副效用，例如产能过剩问题、单位GDP 能耗上升等等，在近年来事实上进一步恶化了。其次, 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经走到末路。一则，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如强弩之末；二则，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由微而着。再次，从国际范围看，单纯的需求扩张，极易引发贸易战、货币战，损人且不利己。 　　因此，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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