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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的心理逻辑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相较其他大国，俄国对外战略对沙皇个人素质与见识的依赖性更强，而尼古拉二世在日俄战争及1905年革命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他既无扭转乾坤的才干，也不愿因改良体制牺牲专制权力。他把赌注押在进军巴尔干、加速肢解土耳其的轮盘上，并认定需要拉拢彼得堡对抗柏林的英国将按兵不动。恰好奥匈在1908年鲁莽地宣布吞并波黑，引发俄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代理人塞尔维亚王国的震怒；于是从1912到1914年，俄国就成为塞尔维亚的冒进最不负责任的支持者和推手。它不仅大力支持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开战、鼓励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还纵容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把触角伸进波黑。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俄国又以塞尔维亚头号支持者的身份现身，局势终于不可收拾。 　　最荒唐的是，1914年的俄国军事领导人深知本国战争机器已腐朽迟缓，但他们对拿破仑战争的经验过于痴迷，居然得出一项疯狂结论：唯有规模巨大、持续时间极长的全面战争才能发挥俄国在幅员和人力方面的优势；倘若俄奥或法德因偶然缘故发生局部冲突，彼得堡应努力将此冲突扩大及延伸为全欧混战，如此方可主宰战后世界。1914年7月30日，俄国在五大国中第一个发布全面动员令，次日便“成功”引来柏林的宣战，此后总动员令如连锁反应般传遍各大国，尼古拉二世终于如愿以偿将巴尔干危机升级为世界大战。结果，1917年3月，俄国在参战大国中第一个崩溃；1918年7月，废帝全家在叶卡捷琳堡遭处决。 　　 　　英国式恐惧：抗拒“羁绊” 　　在这场争先恐后的自杀竞赛中，英国的角色相当值得玩味。16世纪末以来，不列颠屡屡以欧陆均势缔造者以及反霸同盟组织者身份出场，摧毁最具威胁的挑战者、恢复和平。但它在19世纪后半叶保持“光荣孤立”，至1908年才对德国“世界政策”的负面效应做出回应，对安全环境的恶化完全放任；英国外交部尚在1914年8月拒绝及时表明立场，使威廉二世下定孤注一掷的决心。 　　公允论之，“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并非无来由的偏执，它根植于伦敦对均势模式的选择：相较频繁变更结盟对象、掌控异常吃力的俾斯麦式均势，“光荣孤立”的成本远为经济。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英国始终以超然态度自处，并保有商业与海权优势，但进入1870年代，挑战开始浮现。此际屹立于英国政坛的两位巨头对此看法迥异：保守党人迪斯累利深信俄国在巴尔干和中亚的推进构成英国的心腹大患，俾斯麦的“三皇同盟”则为俄国奥援；为挫败彼得堡的野心，迪氏在整个1870年代积极介入巴尔干事务，一反半世纪来的孤立之风。但他终究于1880年遭自由党人格莱斯顿取代，后者推崇的外交理念超前时代约60年—道德优先、民意至上、欧洲团结、集体安全。既然大陆诸强为着私利争斗不休，格莱斯顿便以道德家的傲慢拂袖而去，听任中东欧各国间弹性进一步丧失。在格莱斯顿晚年与他“竞争上岗”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又是一位出身高贵、尊重传统的老派国务家，对不列颠外于欧陆乱象的“安全”处境自豪不已。换言之，除去迪斯累利时代的“反常”，英国自我隔绝于欧陆竟已达2/3个世纪。 　　固守传统政策带来的虚幻安全感，在19世纪末新帝国主义扩张潮面前显得捉襟见肘。当扩张潮的推手由俄国一家变为俄法德美奥全体时，势力范围最大、分布最散的英国马上成为众矢之的。仅有的选择是缩小目标。1902年，伦敦与日本结成同盟，由后者承担在远东抗俄的主务；两年后，与法国就非洲殖民地划分达成协议，并将西半球海上控制权让予美国，此前分散在地中海和美洲的舰队转而向本土集结，以强化海峡防卫。鉴于德国公开宣言追逐“海神的三叉戟”，并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张牙舞爪，新任外相格雷最终决定放弃扮演居间制衡者，而与另一个大陆强国联手。1907年，英俄就中亚势力范围划分达成协议，一年后波黑危机爆发，俄奥两国各以其盟邦为倚靠，寸步不让，使刚刚成型的两大军事同盟冲突急剧升级。尽管1909~1911年英德两国又进行了几轮旨在约束海军竞赛的谈判，但伦敦已认定德国乃第一假想敌，任何谈判都无法消弭此种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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