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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的心理逻辑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然而“孤立”理念在1914年8月又有一次回潮，且影响更为深刻—萨拉热窝事件一起，奥匈与俄国急不可耐地开动战争机器，紧接着加入的必是法德两国。按照英法协定，若德国侵法，英国须在第一时间派远征军赴法参战。然而格雷和白厅担心远征军和法军一起遭德国击败，在德国对法开战前72小时内，既未向巴黎明示是否出兵助法，也未向打听消息的德国代表重申对法保证。这一沉默被德皇解读为“不干涉”，他在8月3日大胆对法开战，德国按“施里芬计划”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实施包抄法军的预案。至此伦敦才恍然大悟：为自保采取的权宜之计，竟鼓舞了德国开战，直接危及对本土安全至关重要的比利时。一天后英国对德宣战，开始了这场“恢弘之战”。 　　 　　目标“奢侈”诱发不安全 　　“本人深信这必将是一场恢弘之战……同种族之其他国家已各择一阵营以加入；至于推迟做出决策之邦，对站队一事也必有所思。笃而论之，是役真乃有史以来第一大变动。”这番记录，乃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将军修昔底德目睹祖国与斯巴达所率两大军事同盟间的鏖战，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为见证。巧合的是，他用于描述此役的“恢弘之战”或“大战”（The Great War）一词，在西方世界恰恰也是1914~1918年战争的别称。 　　存在于两场战争间的相似还不止这一处。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在雅典权势急剧增长的年头明哲保身，最终因科林斯人的要挟不得不出兵阿提卡时，降临在希腊世界的只能是全面战争，这与英国对德国的纵容勾起了世界大战何其相似。把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强权拉进战争的乃是较小盟邦间的对抗，正如1914年夏天第一个拔剑的反而是列强中最弱的奥匈。而希腊两大同盟因克基拉牵涉科林斯、以科林斯关联波提迪亚、由波提迪亚连带雅典、再经科林斯说动斯巴达出兵的连锁反应，更是与1914年8月的“动员传导”机制如出一辙，印证了修昔底德“知晓过去对阐释未来总会有所裨益”的先见。 　　在关于雅典霸权崛起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诸多解释中，“恐惧”（Fear）是修昔底德最看重的因素。部分为了消除外部安全隐患、驱散城邦公民的恐惧，雅典选择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当它的帝国主义作派与海军强国科林斯产生对立时，恐惧又在希腊第二大强权斯巴达急剧上升—丧失了科林斯的海军，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将再无可能抗衡咄咄逼人的雅典；非独如此，若科林斯这等重要盟国都不能指望斯巴达的庇护，其余小邦势必抛弃昔日的恩主，转搭雅典之车。正是为对抗此种恐惧，斯巴达纠集一众盟邦共同对雅典用兵，然后有此“恢弘之战”。 　　1914年之夏的普遍恐惧也是如此：单就一国情形论，德俄英国务家做出的抉择都有可取之处，但他们既未给自己、亦未给对手留出弹性空间，终于点燃八月炮火。这一局面符合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假设：由于普遍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主要大国总是彼此疑惧和不信任，须藉由自助（Self-help）实现自我保存，并以体系内的权势最大化为目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加节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它们对彼此的畏惧和敌意只会进一步加强，这反过来又将导致冲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 　　虽然安全困境几乎不可能被彻底根除，但只要一国领导人认识到获取国际权势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国家、而不是权势本身，他们在追求权势最大化时就会更多地关注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如俾斯麦所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在安全领域，一国若能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便不容易着迷于某些带有危险诱惑的“奢侈”目标，也就有可能避免诱发和传导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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