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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的农民工与城市化

http://www.CRNTT.com   2010-02-04 10:17:38

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是非常强的。他们的储蓄率是40%，我们又去看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做的调查，比如在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左右。当我们问到农民工为什么要储蓄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乡建房子，他已经在城市里住了十几二十几年，但还是期望要回到农村去。我刚从东莞一个农民工小学回来，这个小学完全是农民工自己办的，私立的学校，基本上一个农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当于整个支出的30%多。30%是什么意思？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能占开支的30%左右，如果送到公立学校就一分钱都不用花。 　　在城市办学校应该比较便宜，因为人口密度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但是恰恰因为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 　　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问题是没有连续性增加的预期，这是中山大学2006年的调查，我们设计的问题是，你第一次涨工资是在哪一年，95%的回答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头6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了农村，已经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说只有5%的农民工在这之前经历过涨工资。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他涨工资的办法是靠换工作来涨。所以研究数据还是有增长的。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对农民工的调查，是德国的学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调查，我们就把他的调查跟我们的调查做了一个比较，后来我发现，如果1993年到2005年抛弃通货膨胀，深圳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9.5%。非常低。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现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家电下乡这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今年在美国是政治年，今年中美贸易之间的冲突肯定要加剧。所以政策调整在我看来是相当紧迫的，如果你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不增加他们的消费，还像往年一样依靠外需增加，在我看来这种可能几乎没有。增加农民工收入，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在我看来，提高农民收入最佳途径不是通过 《劳动法》限制企业家的自由，而是应该集体谈判。在农村金融开放，使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个选择，他们也可以去创业，创业是需要金融支持的，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 　　我们访问的多所小学虽然每年要接纳非常多的农民工子弟，东莞市政府对他们没有一分钱投入，而农民工在东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税收，但是他们得到的公共回报和他们的贡献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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