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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常书鸿的胆识与徐迟的谀辞

http://www.CRNTT.com   2010-07-16 12:36:55  


    
  五 

  又过了一整天,清晨,我们到了柳园。
 
  从柳园到敦煌还有128公里,有两班长途车,我们还赶得上上午的一班。下了火车,不会有认识我们的人,好办。我把两个大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中间连着一条嘉蓉准备好的宽带子。一手提着另外一个,肩上还斜挎着我自己的一个书包。常老也挎着一个随身书包,挟着枕头,拄着嘉蓉给他准备的手杖。我们两个一老一小相扶着前行。好在不太远,两三百米吧,中间没有休息,到了汽车站。 

  中途常老不断说,不行就休息一下吧!我说不用。我那时年青,刚刚三十,这么几十斤,不在话下。记得又过了几年,一次我从云南回兰州,也是这种方式,带了将近四十公斤的东西,也没怯过场。当然,现在是早就不行了。 

  在柳园汽车站我们胡乱吃了一点。
 
  到了敦煌,从汽车站往北到县招待所有三四百米,同样是这种方式,但中间休息了一次。招待所的人我都认识,所长也是朋友,不必避开他们。 

  关键是从招待所往东到研究所办事处大约一里多的一段有点犯难:一是绝不能让所里人看到常老带回那么多东西;二是不能再由我来背,以避敌我不分之罪。连低等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个道理不用多说。 

  我先到这段街上走了一个来回,还好,没见到所里一个人,所里的车还没进城。不会天天有车,但今天正好是周日,肯定会有,一般接近中午才会进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回到招待所对常老说,中午你自己买饭票,下午你一个人回办事处吧!现在车还没来。东西你不要管了,我有办法,我就先走了。 

  我发现,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眼神直登登地,又没话了。
 
  我把三个大旅行包分三次扛到这条街的中点县文化馆。万一碰到所里的人,只扛一个包,会以为是我自己的,不惹眼。馆长荣恩奇原是天津支边青年,跟我差不多大,老朋友了。三个包放到他那里,他连问都没问一句。 
 
  接近中午,估摸着所里的车已经到了,三个包被移到文化馆大门的门扇后面,藏着。我在门口张望。不一会,段文杰从东面过来了,走在街对面,我喊道:“老段,过来。”他顺从地过来,我递给他一个包:“把这个提到车上放好。”他二话没问,提过包乖乖地回头走了。第二位是孙儒简,第三位是李贞伯,都如法炮制,全都二话没问。 
 
  原来他们全都是“牛鬼蛇神”。他们的信息不灵,不知道我的底气其实不足,反正“不该问的就不问”,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命令他们,何况他们原就知道在“文革”初期我已经表现出来的不怕鬼的“气魄”了呢!我猜想,大概直到今天,他们还以为那只是我的包,而且只有一个呢!不过李贞伯先生已经过世了。孙儒简先生全家以后吃了很多苦,在外面颠沛了好多年,落实政策后才重回所里。 

  下午,我看到常老拄着手杖踽踽地朝着办事处的方向走过去了。
 
  到了黄昏,车要回去了,我发现李承仙并没来。在兰州出发前我给革委会发过电报,通知我们哪天到,提到要李承仙来接的。显然那些老左根本没把这当做一回事,没通知李承仙。 
 
  常老在办事处一个角落里枯坐着,我看没什么人,悄悄嘱咐他说:“回去以后,直接回屋去,不要管包。记着,叫李承仙下半夜到车库正对面最大的大杨树下面的沟里来提包。”后一句还重复了一遍。常老偏着头仔细听着,轻轻点了下头。 

  这次开来的是卡车,我把常老领到副驾驶座,对司机傅吉庆说:“常书鸿腰伤没治好,让他坐在这里。”我自己跳到车上,找到那三个包,归扰到一起,坐在旁边的坐板上。大家忽隆隆上车,谁也没注意到。一路上我闭目养神,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尽量“低调”。 
 
  经过26公里路程,到了所里已是黑夜,没有灯,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手电光下,大家又忽隆隆下车,各走各路,全散光了。我看到常老也拄着手杖头也不回地走了,似乎有人用手电筒给他老照着路。傅吉庆在敲打着什么,没顾上我。我故意慢腾腾地落在最后,趁黑把包一个个搬到大杨树下的沟里,略掩了掩,也回屋了。 

  在屋里,听到“九层楼”上的铁马仍在叮咚作响,更衬出这世界真的是安静极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杨树下面去看:三个包都没了。这天,李承仙老朝我望,趁没人,偷偷点了好几次头,知道她也顺利“得手”了。我们成功完成了一椿“地下工作”,干得漂亮。好几天,我暗自得意极了。我设想,当年的老左们如果现在读到这一段,一定懊恼死了,怎么竟让这么个小小的萧某人耍了一把呢?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啊! 
 
  几年以后,李承仙对我说:“那天晚上我把‘老鬼’骂死了。想想也后怕,多危险哪!要不是你,当场就会敲钟集合,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开他的斗争会,现场展览,说是还要过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可怎么得了哇!会把‘老鬼’打死的呀!”又说:“不过那些东西可真救了我们,总算不错,‘老鬼’全靠它挺过来了。” 

  我说:“我也会被当场揪出来的。” 

  但老左们并没有放松对我的怀疑。一次斗争会上,何山就追问常老在兰州进行过什么“黑串连”,还特别问到“去没去过外文书店?”常老抵死不认。但小和告诉过我,常老是去过的,还和她讲了几句话,买了一本法语版《毛主席语录》。 

  “九层楼”的铁马至今仍在鸣响,上千年了,可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见证着人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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