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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改变香港 也将改变中国

http://www.CRNTT.com   2011-07-21 14:33:16

香港新移民中的南来文人  　　莫问南来意——香港新移民中的南来文人 　　 　　文_廖伟棠(作者系香港诗人，由于是回归后香港新移民政策的第一个获益者，被香港媒体称作001号回归诗人) 　　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从北向南，移动着文化中国的边境线，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南来”是古文说法，即来南方之意。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戴望舒，他于壮年来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运正好与香港重叠。他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文化版“星座”，利用自己在内地极盛的名声和号召力，网罗大量在战乱中的内地可能无法发表作品的一流作家，成功地在报纸上重建了一个流亡中的文化中国。而当他被日军逮捕下狱以及出狱后被困香港，他的诗风为之一转：开始面向人民说话、并且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完全相融于一体。 　　戴望舒与其他一些南来文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强烈的“家”感，香港薄扶林道林泉居就是他的家—不只是一个房子，家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戴望舒在香港度过他最快乐的、也最不幸的时光，因此香港成了他悲喜交集之所在。所谓“我随身携带着我的祖国”，有西方诗人曾如是说。人在，即国在，戴望舒在香港，则中国在香港，这是一代南来文人最大的意义。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南来文人是香港文化结构的绝对中坚，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诗人中的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力推现代主义，影响了日后大多数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学和艺术抬头，本土意识确立，南来文人的角色才渐渐减弱，甚至随着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创作日益蓬勃，南来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识相形反而见得保守落伍了。 　　“南来作家这个名字现在简直带点原罪的意思。”我曾听南来小说家、《香港文学》主编陶然如此说道。八九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中提到南来作家，莫名地总带点贬义，似乎总不如“土生土长”来得响亮，贬意的来由，陶然坦然道出：“后来许多所谓南来作家，他们对文学谈不上献身，只是利用文学进行交游，他们的名片上一大堆头衔，作品却贫乏欠缺，这形成了大众对南来作家的负面印象。” 　　幸好还有一批在1997前后来港的作家、文人，以无可非议的作品质量、文化视野甚至文化参与的力度，为“南来作家”一词挽回不少面子—当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南来作家，包括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用汉语写作、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偶然、也必然地，香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发声的平台。 　　黄灿然和郑单衣 　　这样的人，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黄灿然，1997年我初抵香港，身上唯一一个“名人”的联系电话，就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陈侗给我的黄灿然的电话。电话里的黄灿然是个急性子，和他翻译中的细致从容、诗歌中的沉着舒缓大相异趣，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有话说，总有创见。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诗歌中的那种自信，比如他这样写自己：“如果他有什么骄傲，那就是/他在现实中低头，/而不向现实低头。/他低头是为了向自己的胸坎/承认他与众不同”。也许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岁来港，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只好在工厂打工—就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阶层新移民一样；但是黄灿然没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钱，几年后考回暨南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喜欢外国文学，他又没有局限于新闻专业，而是自学英语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说的，英语词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语不但成为他的工作依靠(他毕业后一直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更成为他立命之本—国内普通读者知道黄灿然，更多的是因为他是翻译高手而不是诗人。但拥有诗歌写作、翻译、评论三项全能之力的，在香港，也斯之后唯独黄灿然。黄灿然作为一个诗人在其诗作中的敏感、明晰、准确与从容等特点，也呈现在其评论之中。 　　在文学以外的生活，黄灿然和一般香港市民无异，居住在福建人聚居的鲗鱼涌，每天上班下班，只是日夜颠倒。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生活场景，不同于早年“南来作家”强调的异乡人的孤立无援，他写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乐，作为一个老移民，只有涉及写作者的特殊身份问题的时候，他才显出与香港本土作家的不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使命感以及超越性，而不是后者安于现状的低调和平等。但他又能安于长期做一个报馆翻译，因为这份工作单纯、稳定且保障了他日间写作和阅读的时间，即使以他的名气和水平，他完全可以在香港胜任一个教授的职位或者一个公共文人的虚荣。 　　和黄灿然同属第三代诗人中佼佼者的郑单衣，他后于我一年多来港(1998)。作为诗人，他比黄灿然更孤傲—就跟他的诗一样，看得见的才气横溢，灵气骚动，并且毫不掩饰。很明显，香港人更能接受在实在中隐忍前进的福建人精神，而不是郑单衣的川贵式率性，因此单衣刚来港时颇不适意。直到几年后他的诗集《夏天的翅膀》被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译笔甚佳，销路颇广，郑单衣一下子在香港外籍文化界声名鹊起，继而在国外也得到一定的重视，被邀请参与各种诗歌节、研讨会等等，并多次举办收费诗歌朗诵会—那一段日子，单衣好像是香港唯一一个能以诗为生的诗人。但也许他对香港的生活始终不适应，从市区搬到了离岛坪洲，居住在一间很梦幻的屋子里画起了油画，偶尔，我在坪洲码头能碰见他逍遥的身影。据说现在他来往于家乡贵州与香港之间，无人能知其行止。我想，郑单衣从不曾认为自己移居了香港就是香港诗人，香港的生活也难以从他的超现实诗歌中窥见端倪，这倒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迫来港、视香港为客居流离之地的“南来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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