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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乌坎转机”的范本意义不可低估

http://www.CRNTT.com   2012-04-16 09:59:15

经验告诉我们，上访民众越级告状常常告不赢。不但告不赢，更可怕的是告状信还转回到顶头上司手里，导致更加严重的打击迫害。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有的闹到省城，更甚者闹到北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上下勾结，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不打压你，我就要完蛋。查处下面的干部，上面的人也容易牵出来。试想，一个村子大片土地违纪出售，乡镇领导和市县土地部门难道一点风声未闻？知道了还默许，说明什么？ 　　乌坎事件爆发后，腐败村官立即逃之夭夭。省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舞弊行径，遂宣布这次换届选举无效，并开始筹备选举新的村民委员会。让大家眼睛一亮的是，在这一短暂过渡期间，工作组承认村民自己选出的“临时理事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多年来，官员们对自发的群众社团和社会组织视若洪水猛兽，已成为思维定势，结果是政府包办一切。可政府哪有那么大的精力、能力和财力？民众缺乏社会组织的沟通、疏解、帮扶和救助，也只好统统躺在政府身上。一旦政府信息失灵有所疏忽，或者鞭长莫及处理不当，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腐败，各种不满就会滋生发酵，酿成事端。 　　提到社会管理，恐怕一些官员脑袋里想的就是单向控制，维护“政绩”，维护某些干部的权位，而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民生福祉。广东省工作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给他们上了一课。 　　社会管理创新的灵魂，是尊重公民权利，是增进而不是损害公民利益。政府应当做的，是营造公平、正义、协调的社会关系和法治环境。 　　乌坎事件的标本意义在于，它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广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代表，乌坎事件的处理方式理应成为研究的范本。乌坎事件的最终处理，摒弃了打压和刚性的陈旧思维，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另外，广东对待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传播的宽容态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有学者说，乌坎事件的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的承包试验。人们希望，这次事件的处理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制度化的第一步。 　　（马立诚，1946年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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