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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收买与压迫 　　毕云程先生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提到，1931～1932年，《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最近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说：“我们主张生产工具公有，而以国营实业为达到生产工具公有的一种方法。”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主张了，居然公开发表出来，当局自然不满。于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毕先生继续转述道：“据先生自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 　　这是第一次国民党对于邹韬奋的“劝说”，规格很高。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四小时的“辩论”没有形成共识。 　　邹韬奋在他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中写了一个故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作家苏雪林把这个数字告诉了胡适之先生。但胡先生不信，说据出版界的邵某说，《生活》每期不过2万份而已，认为无足重视。邹韬奋讽刺写道：“《生活》周刊办了八年，当时的政府如果与胡适之先生有着同样的意见的话，它的生命也许还要长些，不幸《生活》却被他们重视了起来，《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寄。” 　　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是在1932年的7月。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邹韬奋最初认为这只是个误会，“因为《生活》自问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先从解释误会下手”。但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年秋天，邹韬奋终于因为政治压力严重，而被迫出国考察。张锡荣先生在《我在“生活”工作的日子》中提到了邹韬奋出国的原因：“鲁迅、胡愈之、邹韬奋已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常有聚会。蒋介石非常厌恶这个组织，派特务把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杀掉了。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决定暂时出国考察。” 　　1933年底，邹韬奋还在出国考察期间，《生活》周刊以“言论偏激”的罪名被封禁了。直接的原因是：1933年12月，福建宣布成立“人民政府”，《生活》周刊写了一篇题为《人民自己起来吧》的评论。处分是“密令封闭”，不是公开宣布，而且仅止于杂志，并没有牵连到生活书店，也没有禁止原班人马新出刊物。“1934年……刊物逐步增加到10种，编辑部大肆扩充……《新生》周刊继承《生活》传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继续刊载。” 　　邹韬奋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邹韬奋回国后，国民党又派出了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地点在邵洵美家。张道藩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健群是复兴社的总书记。但是这次依然没有共识和结果。邹韬奋随后还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领导权》一文，驳斥了刘健群的“领袖脑壳论”。 　　武将、文官轮番上阵，依旧没有效果。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为了免去邹韬奋对安全的担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当时邹韬奋已加入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之一。在和救国会同志协商后，决定不去南京。主要考虑在于，邹和蒋的身份特殊，无法迁就，如果观点僵持住，则可能影响到救亡运动的坚决态度。 　　于是，邹韬奋在预定前往南京的前夜把决定告诉了杜月笙。而在杜月笙看来此即是失约。在《患难余生记》中，邹韬奋饶有兴致地记述了故事的尾声，第二天戴笠仍奉蒋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车站接人，接不到人，只能原车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半路车子翻了，弄得戴笠满身污泥狼狈不堪。邹韬奋写道：“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 　　邹韬奋放了蒋介石的“鸽子”，随后1936年底苏州法院便以“危害民国”罪拘捕了救国会领袖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沈钧儒等七人，被称为“七君子案”。直到1937年7月才获自由。 　　邹韬奋被捕后，胡愈之坐镇编辑部，边听汇报边写特稿，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各大报纸均以“爱国无罪案听审记”通栏大标题刊出满版，轰动上海。同时，生活书店连夜将“听审记”印制成书，免费发放。 　　抗战开始后，邹韬奋的思想越发“左”倾，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也更加严厉。1938年颁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要求所有出版物须重新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发给审查证，印在封底上，才能出版。 　　而针对生活书店的打压也逐步加强。1939年4月西安生活书店被封闭，此后，各地生活书店遭搜捕的事故不断发生。到最后，全国50余处分支店除了重庆、桂林、贵阳三处分店，其余均遭封闭。邹韬奋一再向国民党中央文化主管部门交涉，都推说是“地方事件，不是中央政策”。在交涉过程里，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都找邹韬奋谈话，劝他加入国民党，但遭到了拒绝。 　　1940年6月，国民党派出几个会计专家突然来书店总管理处查账，检查是否领取共产党津贴，结果也毫无所获。 　　手段用尽后，由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百闵出面再与邹韬奋做最后的谈判。刘百闵提出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成立总管理处，请邹韬奋主持，管理所属三个出版机构，各店对外的名称保持不变。但邹韬奋表示，所谓联合与合并，不过是消灭与吞并的别名罢了，绝对不能接受。 　　刘百闵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即政府给生活书店注资成为股东，派两个人挂个空职“监督”，让政府放心。邹韬奋又严词拒绝，理由是：民办事业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生活书店一向遵守法令，已经接受法律监督，不能再受派人“监督”。刘百闵最后摊牌说，这是蒋总裁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邹韬奋则回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谈判宣告破裂。 　　接下来，生活书店各地分店相继被查封，只留下重庆等几处权当做“言论自由”的装饰。张锡荣后来回忆说，在合并谈判破裂后，“封店捕人的事故又不断发生。我早晨办的第一件事，是向守门员董文椿询问是否有电报。见有电报立即翻出，遇有封店捕人等紧急事故的消息立即送到邹韬奋家。他一见到我清早前去，即说：‘又有什么坏消息了。’最后，全国50余处分支店除了重庆、桂林、贵阳三处分店，其余地区的分支店均遭封闭，只是具体方式有差别罢了。” 　　邹韬奋最终对于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了。“皖南事变”后，他辞去国民参政会议员，秘密离开了重庆，前往香港寻找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继续他的出版事业。然而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理想再次被击碎。时逢乱世，不仅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连一个编辑部一部印刷机都无处藏身。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混在汹涌的难民人潮中离开香港。在广东隐藏了几个月后，国民党的通缉令便已下达，他便动身前往新四军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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