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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那一代出版人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结构，在经历了解放、建设新中国、苦难，最后重拾事业这一系列过程，其底色，用“朋友”来概括将更准确。那些“温情犹在”的朋友关系，自然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出版资源。翻阅三联书店图书总目，范用所记述的那些名字，皆为重要的著作人，在一个时代引领着中国文化界。如此种种因素，再来观察那本萌芽于咸宁“五七干校”的刊物——《读书》的出版，一切显得自然而然。 　　对那本被称为“新启蒙时代”象征的《读书》杂志，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范用的回忆极其克制。在杂志出版300期时，范用曾撰文回顾当时：“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黎澍、戈宝权、林涧青、郑文光、许觉民、曾彦修、许力以、王子野、陈原、范用组成《读书》编委会，《读书》编辑部冯亦代、史枚、丁聪、倪子明列席。可是这样的编委会很难召集，不如改为办实事的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按陈翰伯的意见，范用亦忝为编委。” 　　这同样是一个后来难以复制的组合。筹备《读书》杂志期间，陈翰伯是国家出版局局长，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而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倪子明则来自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倪子明回忆说，最初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来做这件事，但大家又感觉这一设计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稍后进入主题讨论，续而进入操作阶段后，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由此形成一种特别的结构：《读书》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里面，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来自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则来自研究室，属兼任。当时，三联书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出版机构，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因为范用是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所以杂志办在他的手下。正式出版时，史枚、冯亦代与包遵信亦进入《读书》杂志编辑部，史枚与董秀玉是杂志实际的操作者。 　　中国的变革帷幕正在徐徐拉开，而真实世界仍按部就班地延续着过去。在这种现实下，“读书无禁区”——《读书》创刊号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在当时自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事件”。当然，它亦成为新启蒙时代标志性的口号、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而回到历史现场，面对波澜，作为回应，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杂志上，陈翰伯亲自执笔着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读书》杂志的品格由此定型。 　　《读书》杂志之后，三联书店有了新的变化。 　　1983年11月23日，胡绳、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缜联名上书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要求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1985年1月10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设立三联书店筹备小组的通知。三联书店筹备小组组长：陈原；副组长：刘杲、吉少甫、范用。 　　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 　　从译介到译丛 　　80年代引领的潮流 　　80年代——在自己的那个以此命名的访谈录里，查建英在开篇写道：“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查建英的访谈对象有陈平原，作为学者，陈平原回过头来看80年代，他说：“我的感觉是，1985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 　　将1985年作为一个节点，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 　　之前，三联书店因为范用拥有中国文人极其广泛的人脉，构成了《读书》重要的作者来源，也同样构成了三联出版物的重要来源。那本非常轰动的《傅雷家书》，其选题发现，即为范用人脉使用的经典方式。那一时期，现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概括说：“主要出大作家的小东西。” 　　与此同时，《读书》杂志上译介的那些外国书目，也开始进入出版者的视野。沈昌文过去经历所积累的另外一种人际资源，成为新的出版来源。他说：“三联出的名家著作，都是范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译出版。范用认识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我这边主要是搞翻译的人。”1986年，三联书店完成从人民出版社分离的工作，独立之后，沈昌文成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主持三联的时候，一年里翻译的书达80%。” 　　1983年7月，沈昌文将翻译瓦西列夫(保加利亚)的《情爱论》作为选题上报，很快批复同意。结果，《情爱论》一经出版，极其畅销。统计至1998年为止的销量，达到120万册，创下三联书店译书的发行量纪录。《情爱论》与稍前翻译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同时翻译出版的《欧洲文化的起源》、《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以及随后出版的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共同构成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它们在市场上不俗的表现，表明“新启蒙”开始收获第一个果实：向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学习。而稍后三联出版的房龙的《宽容》，同样风靡一时，“宽容”这词本身亦成为一个时期的精神导向。 　　个人的趣味偏好与机缘巧合，加之市场热情的回应，三联书店的“译丛”已经奠基。1985年那个节点上，“跃跃欲试”的学术界寻找了什么方向？那一年，甘阳在酝酿后来他作为主编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丛书。 　　当年作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生的甘阳描述自己那一批同学：“读现代外国哲学的人非常自傲，很看不起别人，看不起任何其他人，都觉得我们学的当然是最厉害的武器。”而自傲的基础是，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一年内印了24万册，还评上了上海图书奖。除此，“我们很看不起当时大谈萨特的人，不是指国内专门研究萨特的人，那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指社会上例如中文系什么的喜欢用萨特说事的人，萨特在社会上当时是有点红。因为我们读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1946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这个信实际是批判萨特他们的存在主义的……所以可以想见，我们当然就都觉得自己是拿到真经的人啊！”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味的人物与时刻。范用时代的出版者与作者那种醇厚的关系，在“跃跃欲试”且个性张扬的时代，存在着新的变数之可能。沈昌文与董秀玉回顾自己的出版事业生涯，都坦陈，“出版者与出版机构的气质是被作者决定的”。那么，三联书店将会面临什么呢？ 　　在向访问者查建英描述自己那一批人是“拿到真经的人”后，查笑着回应：“A bunch of academic snobs！(一小撮学术势利眼儿)不过我可以想见你们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挺可笑。” 　　只是，“真经”虽然拿到，但甘阳那一批朋友翻译的书稿出版均不顺利，陈嘉映、王庆节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杜小真等翻译的《存在与虚无》都压在了出版社未出。“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当时南京大学分过来一个女研究生，分到三联书店，叫杨丽华。然后杨就介绍我们跟《读书》杂志的王焱认识了，一下就谈拢了，就转到三联书店出版了。” 　　在沈昌文的“文化生活译丛”这一系列后，三联书店此刻又拥有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两大系列。当时在知识界，这是强力性消息，《光明日报》还免费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做了一整版广告，当年影响，超乎寻常。 　　从“新启蒙”开始起步，到“文化生活译丛”是一次蜕变，然后到“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却是一次跳跃。那么这一次出版者与著作人的关系结构，会给三联书店增添什么样的气质因素呢？甘阳对那个年代，描述得很诗意：“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啊！”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甘阳说：“整个过程最后的终结点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那讨论实际上是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延续，仍然是一种文化情绪……至少不是现在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这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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