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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汪精卫是曲线救国吗?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中评社北京1月12日讯/汪精卫是近代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其投日另组汪伪政权,当其在世之时,就已有种种意见;在其死后,所谓“曲线救国论”,也一直很有市场…

  汪精卫当年,究竟是不是在搞“曲线救国”?腾讯历史日前登载专题文章《汪精卫投日算不算“曲线救国”》:

“和谈”动机或可理解,“投日”选择绝不明智

  汪精卫早年“引刀成一快”,暮年却做了汉奸。究其内在动机,当事人及学术界多有抱以同情者,或曰汪氏投敌“有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美国史学家约翰.亨利.博伊尔),或曰“他绝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金雄白)。此事究竟该如何评价?

  没必要过分苛责汪氏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态度

  汪精卫投日,与其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有莫大的关系。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说过,政府必须“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因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这种悲观,贯穿了汪氏的余生。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讲话的主旨,是动员民众起来抗战;但讲话的内容,却集中于“牺牲”二字,汪氏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不难看出,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自该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但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的这种悲观。“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据《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7月21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而胡适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也曾是坚定的“主和论”者。其余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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