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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的“边缘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4-24 10:37:51

新的“边缘革命”和中国社会转型 　　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原来由边缘力量推动的民间改革，转化为体制内的改革运动。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和各种合资企业所组成的民营经济，在规模上已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市场经济的趋势不可逆转。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边缘革命”被体制完全消融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改革的动力就开始衰竭了？ 　　按科斯和王宁判断，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由民间和地方力量推动的改革仍然存在。他们没有论述到的是，从1990年代以来，边缘力量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主导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边缘力量基本被体制消化，而能够促进改革的新的边缘力量尚未在市场化体制中找到位置。与19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起点，执政党全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全面落实1980年代民间改革的基本诉求。可以说，1990年代的改革既是1980年代改革的继续，也是对它的终结。 　　1990年代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至少取得两个重大进展：一是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二是参加世贸组织。这两个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边缘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没有1980年代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和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决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突破和对外开放的态势。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是由1980年代的边缘力量创造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后者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尽享改革带来的好处，依靠市场经济创造的绩效和巨大财力，得以避免正当性危机的蔓延和国企效率低下的种种困境，进一步巩固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科斯和王宁在他们的书中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的故事”，即“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近20年中已被经济繁荣的表象掩盖。私营经济在发展，国营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国退民进趋势被终止，国进民退又卷土重来。市场准入遭遇多重限制，重要资源均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再次被边缘化。 　　1990年代以来改革迟缓的原因何在？很显然，政府主导的改革难以真正实施以自身为对象的改革，同时，来自边缘力量的创新不能进一步得到体制的支持，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状况随着国家权力和财力的日益强大，更加难以改变。在改革名义下发生的国进民退，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改革力量的生长。1980年代中国的边缘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几近破产的国有经济，边缘力量的生长在体制外拥有足够多的缝隙和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10年，国有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已足以封闭一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路。 　　在此格局下，中国新的边缘革命还有可能吗？如果没有新的边缘力量的生长和壮大，中国新的改革动力又在哪里？如果没有新的改革，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怎么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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