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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http://www.CRNTT.com   2014-06-26 08:58:20

第一，扭曲了货币政策的目标，阻碍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国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应该以内部均衡为首要考虑，外部均衡次之。由于外汇占款和对冲外汇占款的法定准备金（以及央票）构成了央行资产和负债的主体，央行通过资产负债变动所实施的货币政策严重受制于外部影响，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目标上必然左右摇摆、首尾难顾，而且，这也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难以真正市场化； 　　第二，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银行业存款的变动，无论是否来自外汇的增加，都需要将20%左右锁定在央行账户上。非市场化的运用意味着效率必然低下，且准备金缴存形成的高税负效应必然被转嫁，变成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贷款利率。由于如此大量的金融资源被锁定，它也构成了中国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市场发展的一大障碍； 　　第三，这项制度本身设计混乱，且愈发不透明。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形成于1998年的改革（《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3月24日），此后即无正式安排，具体做法都是在操作过程中形成，缺乏系统、透明的制度安排。首先，如前所述，没有按照期限长短、流动性强弱确定不同的准备金率，而是对所有的活期存款、定期和储蓄存款适用同样的准备金率，这与该项制度设立之初衷——保持银行适度流动性以应对存款的提取——相悖，也不符合中国利用此机制对冲外汇占款的要求，因为外汇占款形成后主要对应的是企业活期存款。其次，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的同业存款不用缴纳法定准备金，这构成了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漏洞。最后，对不同银行采纳差别准备金的做法不透明，潜藏道德风险。 　　从金融改革的长期方向看，改革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极其重要。而在这种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市场自发的力量，增加流动性的供给。短期内可以立即采取的做法是，效仿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如美国和欧元区）首先降低、甚至取消中长期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要求的做法，按照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存款的期限确定不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在保持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企业和居民存款中定期存款部分的准备金率。例如，如果将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大体能够使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上升0.7到0.8个百分点，流动性短缺状况将能得到缓解。在中长期，配合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将外汇资产和其对应的负债剥离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行政主导、多头管理是中国资本市场落后根源 　　文章指出，近些年实体经济部门债务结构的恶化、“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的泛滥，除了起因于地方政府GDP竞标赛和“过山车式”的调控之外，还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落后，这导致融资需求只能转向期限短、成本高和不透明的银行同业业务和信托业务。 　　中国资本市场落后的根源在于行政主导、多头管理的体制，即“条条”架构。在这种的架构下，各部委依据它们的权限分别对相应的机构、市场、产品等进行行政化的管理。除了少数产品和少数业务实行较为市场化的备案制之外，大多数的产品和业务都是由相应的管理部门实行事实上的行政审批制，对金融机构的准入也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同时，在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相关法律、规章赋予了各部门诸多类似的权力，相关的法律、规章存在着有意无意的模糊空间，这一方面使得各部门的权限范围出现了诸多重叠区域，另一方面还存在诸多监管漏洞，很多新型产品和新的金融业态并不在监管体制的管辖范围之下。 　　行政主导、多头管理的体制导致的恶果至少有：第一，行政管制过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自发的创新动力不足；第二，各部门跑马圈地，有法不依，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第三，监管标准各不相同，不利于经营类似产品的不同机构开展竞争，不利于建立统一、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利于建立统一、及时的信息搜集、处理平台，监控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第四，监管部门间的竞争便利了市场参与机构进行监管套利，可能会诱发市场参与机构的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第五，在行政主导的背景下，各管理部门过于强调加强自身的监管，忽视了市场纪律，从而使市场反覆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改革行政主导、多头管理的体制是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化解短期金融风险的根本手段之一。当前，应该顺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放松管制，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放松对金融业务和产品的管制，以透明、期限适当、成本适中的融资渠道取代不透明、期限错配、成本高昂的“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为谨慎起见，可以区分常规金融业务、产品与复杂金融业务、产品，对不同的业务和产品实施不同的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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