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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需求侧是对立统一体

http://www.CRNTT.com   2016-01-27 08:09:26  


  中评社北京1月27日电/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有关“供给侧”的讨论忽略了短期和长期政策效应的区别,势必影响供给侧改革的效率。

  “供给侧”打破思维定势

  环球时报发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文章称,在对整体经济的把握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方法论——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驱动性力量应该大体上均衡。当两种基本力量大体相等时,企业产品不会出现大量库存,挤压流动性资源,有效需求也不会受到抑制而无法被满足。对应地,总供给管理被定义为宏观主体通过政策工具组合使得两种力量维持均衡,或失衡后形成二次均衡的过程总和。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位有宏观管理直觉的大师。一反思维定势,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及普遍存在的失业是劳动长期处在均衡就业水平之下的结果,“供给总能创造需求”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战后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就应是“需求创造供给”:从外部非市场部门输入某种矫正性因素(比如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促进就业、工资总量、总收入的增加,从而使消费支出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厂商进出货速度加快,信贷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最终趋向新的供需均衡。这种被称为“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做法在二战后的西方效果不错。

  但凡事都有个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到上世纪70年代中叶,美国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仅经济效益递减,而且累积了巨大的失衡偏差。从那时开始,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为突破“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主义思维定势,认真探讨它的适用边界及过度使用带来的宏观偏差。

  率先找到切入点的美国经济学家拉弗发现,当凯恩斯主义者连续使用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后,举债和税率居高不下。在极端条件下,拉弗的思想非常有说服力:当税率达到100%时,没人有意愿去工作,因为收入全部都归了税收;也没有企业意愿去投资生产,因为税率吃掉了激励和报酬。

  尽管100%的税率在现实中不存在,但这种极端条件下的思考对矫正思维定势很有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拉弗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到,经济增长也有“加速度”一说。

  供给学派在方法论上重复了凯恩斯革命。其宏观管理原则是:当对总需求各分量连续操作且超过一定限度时,政府采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输入性增量必定带来政策收益弱化,再行使用凯恩斯政策组合,政策收益有限。在宏观管理学意义上,这一原则正好和凯恩斯革命形成镜像对照,不啻是一场革命。

  “供给侧”首先是短期政策

  文章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极度弱化条件下基本方向转化的猛药。中国此次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可描述如下: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刺激总需求变量,或被抑制,比如廉价劳动之外的高端劳动;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

  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将总供给变量看作一个统一整体,要达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境界。这才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一样,首先是要从外部非市场部门输入某种矫正性力量,重新走向更高的均衡。

  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首先是短期政策。在启动政策性操作后,如果“药方”合适,二者短期效应巨大,则须继续坚持。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事实上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实践中不断调试。中国当下进行供给侧改革首先也应是短期政策,不排除未来通过制度或结构变量来调整。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制是制度工具,但在三农经济的宏观管理上,恰恰是种供给侧改革。

  中国经济的宏观管理目前有三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第一,凡是超出维持公共品正常运转范围的税负,都应该减除(税率降低可使企业储蓄率、投资率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二,凡是能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政策性工具组合,都应尽快出台,比如“营改增”政策;第三,凡是能够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改革,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比如,城乡医保并轨可使得农村居民为大病准备的防卫性储蓄大大降低,消费倾向增加,零售增加,从而带动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

  供给侧需求侧并不对立

  文章表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并不矛盾。以美国为例,美国到1980年时,宏观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率接近10%,经济增长踟躇不前,被称为陷入“滞胀”。福特和卡特两任总统对此似乎束手无策,而里根采纳供给学派的观点,调转施策方向,完成物价控制伴随减税的物价与就业双变量平衡管理,最终取得成功。

  可见,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管理累积问题的集中性综合矫正。二者的目的都是生产要素潜能的充分释放,在新条件下达到均衡。两种政策的关系更像是对立统一体。

  改革开放后,中国除了在实施承包制初期和1993年至1997年间,自发启动总供给管理方法外,绝大多数时间都通过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模式,实现总需求管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最典型一例。尽管这一计划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长期来看不可避免导致一些领域产能过剩加剧,上市企业二级市场资产泡沫高企不下,一级市场项目类资产价格被严重低估(资本资源被闲置),结构性矛盾突出。

  “挤泡沫、降杠杆、去库存、释产能”最近开始成为流行词。然而,如果不注意平衡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就很难精准地管理总供给。原因在于,这四组关键词将关注的重点导向所谓“回复均衡”,而不是因总需求变量被压抑和替代后,总供给变量的潜能释放。要想达到后者,需要一揽子政策工具组合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