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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文化统合 以《诗经》外交为例 | |
http://www.CRNTT.com 2024-09-01 00:01:14 |
对于诸侯国,《诗经》以“国”代称或直呼国名,譬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大雅·皇矣》)、“南国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诸侯国;《大雅·绵》中“虞芮质厥成”具体讲到虞国和芮国。《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收诗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是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又称“十五国风”。需要说明的是,周王室东迁后权势大衰,无法支配诸侯国,各诸侯国却主权特征鲜明,不仅成为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成员单位,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方国”,指的是当时的邦国联盟,像《大雅·大明》记载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模型,认为方国是更加成熟发达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是在方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⑦袁建平进一步将其细分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后成为王国;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就是王国;包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都是实力强大的方国。只不过,夏商周是方国联盟构成的王国,直到秦代发展为帝国文明。⑧在王柯看来,《尚书·周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队是由“牧誓八国”组成“多民族联军”⑨,其实就是八个方国。大的方国往往是诸多小方国的联盟。此外,像“使不挟四方”(《大雅·大明》)、“四方来贺”(《大雅·下武》)、“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国的概指。 《诗经》中描述的四夷方国有:周太王时期的“混夷”(《大雅·绵》)、“串夷”(《大雅·皇矣》),周厉王时期的“蛮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国风》中的《墉风·定之方中》《墉风·载驰》《郑风·清人》等诗反映的是卫文公时期与北方戎狄的关系。当然,《诗经》不可能系统记载当时所有的四夷方国,像鬼方(康王时期)、虎方(昭王时期)、扬越(穆王时期)、条戎、奔戎、申戎(宣王时期)等就没有记载。实际上,从《商颂·玄鸟》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国数量在商朝达到高峰,之后随着国家间的战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记载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国)、《大雅·大明》记载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发展,华夏文明内部方国数量骤减,跨越外服的周边四夷方国也在不断整合之中。 综上所述,从政治行为体的关系结构来看,作为宗主国、代表周王室权力核心的“有周”“时夏”(《颂·时迈》)或“中国”(《大雅·民劳》),与拱卫王室的诸侯国以及周边四夷方国,通过内外服、分封制等制度优势〔“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颂·时迈》)〕和政治文化辐射力〔“我求懿德,肆于时夏”(《颂·时迈》)〕,形成中心国、次中心国、跨境国、周边外围国等不同层级,并全部统合于“天下体系”内,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中心政治共同体。各政治行为体身处“天下体系”,在人文地理与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统合度,但由于地理远近、血缘亲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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