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政治观察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 
基本生存权 中国改革须高度重视

http://www.CRNTT.com   2009-12-08 12:00:54  


改革要给普通人民以希望,而不是忧虑感。
  中评社香港12月8日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网》发表文章“中国墙”。作者强调:“社会墙”“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在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情况下,社会的选择又会怎样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动拆墙,那么社会一旦愤怒,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推倒。”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是冷战的产物,当时东德政府构筑柏林墙或许是对国际环境压力的一种无奈反应。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赋予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于柏林墙的构筑。围绕着20周年纪念,今年有大量的有关柏林墙倒塌的文献发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献是由前东德政府官员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阅读这些文献,不难体会到,墙不仅仅是东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东德政府自己推倒的。在东德政府统治下,这堵墙越筑越高,越筑越厚。更有意思的是,这堵墙倒塌的关键在于东德社会对其政府改革的极端不信任。在墙被推倒之前,东德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尽管很多改革措施开始到位,但为时已晚,社会已经对政府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不管政府方面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都无法赢回社会的信任。墙筑得很辛苦,但顷刻之间,就被推倒。跟着柏林墙倒塌的是经营了数十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共产党政权。

         柏林墙倒塌之后

        中国走出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西方的学界还是政界都相信,中国也会很快步东欧共产主义的后尘。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预言,“自由在中国必将胜利,共产中国必将终结”。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相反,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这自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判断。邓小平相信,在东欧和苏联,表面上是社会力量推翻了那里的执政党,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在于执政党的不作为,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国如果要避免走苏东道路,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1992年南巡后,中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上的经济奇迹。中国没有柏林墙。内部的改革使得执政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开放,中国也和国际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不仅远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多道“社会墙”的出现

  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遽然发现中国也正在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并且是日益厚重的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笔者曾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各群体间面临的信任(或者诚信)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那么,形式多样的社会不信任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呢?这不是很多人都能清楚认识到的。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跟着解体。

  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

  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是没有正当的理由,而是建立在自己已往的经验上的。中国的改革政策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社会在墙之外,本来就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各级政府官员都是欺上瞒下。党政官员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隔离于社会,其设计的改革又如何能够体现社会的真正需要?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