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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1980年，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彻底觉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学方法。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来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和一位姓张的女编辑（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他们是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应该发表；坚决反对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他是主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就这样，文章不能够通过审查。三年后，此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上原文照刊。 　　鲁迅反专制，但他不知道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他把苏联作为榜样和理想。其实真正了解人类理想、现代社会的人是胡适，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人。我是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自由、民主，我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我也认为是对的。 　　当时他们是从自由民主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像李大钊，他讲社会主义是从民主的角度讲，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在现阶段的表现。 　　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也有反映出来。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对马克思主义还是肯定的。 　　我真正彻底地醒悟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许多流行很多年关于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对林则徐、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和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评论。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退休前出了两部书，退休后有十来本吧。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王星拱、杜亚泉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专章、专节的三十多个人，大体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好些研究这些人的都要来找我。 　　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的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历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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