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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从“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新文化运动就萌发了。即使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也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但三年后才在山东《哲学杂志》刊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在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的《文化与传播》上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在《冰点》发表好不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引起轩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已经离休了。我个人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不参与其他事情。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今年我感觉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一位编辑打电话来约我写稿。说：今年是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篇重点文章。我就说我的观点没变，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结果我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从题目就知道内容了。历史真相毕竟掩盖不住。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与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跟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我要批评中国人做错的事情，正是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处理一些事情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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