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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中：李白还是“我们”的李白吗？

http://www.CRNTT.com   2012-05-03 00:22:43

这些改变的方法，有的是透过政治人物的行为，有的是藉由教科书的书写。我们先来谈谈从“台湾人的悲哀”到“新台湾人”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思绪因素。 　　用政治话语转化认同：从“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到“新台湾人” 　　1994年李登辉接任“总统”大位已经六年，在主流与非主流一役中，成功地击败了非主流。李登辉权力已经可以定于一尊。这一年的4月，李登辉在接见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时发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事后，李登辉再补充他所说的“悲哀”，“什么是台湾人的悲哀？台湾在外来政权统治下，根本没有自己的政府，这和摩西为什么要带那些人出埃及是一样的原因。我说，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外来的政权。那是我第一次讲外来政权…台湾人长久以来就是这样让人压迫，不能自己管自己，这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张炎宪主编，《李登辉总统访谈录（三）：信仰与哲学》，台北：国史馆，允晨出版，2008年，108-109页）。 　　这个“悲哀”不是一种国弱或民穷的悲情，也不是中华民族史观下受到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恨铁不成钢式的伤痛，而是一种没有办法当家作主的悲哀，他要表达的是一种台湾长期被殖民的悲哀。 　　从近的来看，李登辉所说的悲哀的加害者与被控诉者是外来政权的国民党，但是李登辉的晚年，把这个悲哀拉到台湾无法独立的悲哀。这个悲哀的故事，他们决定从台湾四百年史开始讲起。 　　1996年李登辉通过直选的考验，他成为台湾四百年来第一个民选的“总统”，他的正当性如旭日中天。一个民主化的台湾给予李登辉巨大的能量，他选择杜正胜来执行他的新史观建构工程。 　　1992年杜正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即从一个独身学术场域的研究者，转向广泛的历史议题，及社会评论者。他的敢言特异风格，使他成为教育部的顾问，甚至成为1997年公布的《认识台湾》课程〈社会篇〉的编辑主任委员。 　　生长、生活在台湾的人，当然应该充分的认识台湾，但是《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历史篇却不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史观。一个尝试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原同为“我者”，切割为“我者”与“他者”对立的史观。 　　1997年8月《当代》杂志开辟了〈历史教育与历史意识专辑〉，并刊登由杜正胜所撰写的〈一个新史观的诞生〉一文，该短文详述同心圆理论的发起，他认为当前历史教科书内容中，缺乏对亲身土地的理解，于缺乏跨区域的历史知识。因此，对于新教材的编定，应该循着台湾－中国－世界的顺序写作。 　　同心圆理论的脉络逻辑是，从地理的立场与框架来写历史，把台湾放在东亚或世界的角度，而不是放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书写台湾历史。 　　一般而言，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官方书写架构下的作品，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在于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它是打造国家与民族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作为。从此，伴随着同心圆理论，台湾青年开始接受一个新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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