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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刘炯朗:我如何做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http://www.CRNTT.com   2013-06-17 14:54:36  


 
  刘炯朗:就是靠风气。我非常运气,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有四个我心目中一流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清华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在这些环境里,有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风气。当做判断、考核时,假如以前的做法客观公正,我们就会跟着客观公正。

  校长、比较资深的教授们,有责任扮演一个榜样角色。办教育并不能一蹴而就,风气可以建立起来。

  南方周末:风气可能是某种共同的学术传统,教育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学校不是完全自主办学,外部有一些跟学术关系不大甚至相反的考核标准,可能就需要更广范围的改变。

  刘炯朗:当然,除了内在环境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在一个不很容易改变的大环境里,要适应这个环境,也要改变这个环境。但有些基本原则、基本的观念必须坚持。

  南方周末:政府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炯朗:政府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门,很多面向,可以扮演支持鼓励的角色,建立互信的互动。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一定有理由。有时,学校也应理解,政府提供的意见、规范也是深思熟虑的。若大家都是为了把一个学校办好,那就不会冲突,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提升。

  南方周末:学校申请项目、申请博士点,需要一个评价机制,怎么样保证它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没有从实际政治或人情的角度去做决定?

  刘炯朗:的确大环境有过去的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也有理念和目标,一定要慢慢调整,走到最想要走到的地方。

  南方周末: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育部门跟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炯朗:我在清华大学当四年校长,每年教育部门给我一笔预算,在这笔预算下,我尽量做到最好,同时我也争取别的资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结果。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需要你去争取吗,还是每年都是法定的?

  刘炯朗:说起来有一点惭愧,这笔预算在过去很多年都相当稳定,也不会删减,去争取,可能增加一点点,增加很多是不可能的。其实这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在已有的资源里我尽量做到最好,一方面我要说服政府、社会大众,高校需要你们支持的,想办法给我们多一点资源。

  南方周末:校长运用资源有充分自主权?

  刘炯朗:编预算时,我不可能把付电费的钱拿来请客,或把建筑的钱来付教授的薪资。我的预算相当紧,也没有很多可以动的空间。省一点用在文具上的钱,也不能给教授们增加很多薪水。当我有很多钱,电费、买文具、付薪水都用不完,才有空间可以调动。但没有非常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是预算的用意和精神。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还要提交给比如理事会或政府最后做决定吗?

  刘炯朗:在台湾是学校编预算,要送到“教育部”,经过“立法院”做最后决定。的确变动空间不大,我从来没遇到很大的失望,也许有一两次小小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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