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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观猝死”看中国的社会病 | |
http://www.CRNTT.com 2011-01-04 11:03:57 |
类似事件曾多有预演,2010年1月8日下午,一位85岁的老大爷在杭州鼓楼南宋御街上不慎跌倒。众多围观者无一人主动上前扶起,很多人表示怕负责任赔钱。12月15日下午1时许,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益田村保安部负责人解释,不是他们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确实不敢前去搀扶。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新闻在于说明一个逻辑:害怕承担责任成了一个可以逃避道德担当的借口,害怕赔钱竟然也成了道德冷漠症的一个说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类似事件的要害所在,但正是在这个逻辑上,让所有国人垭口无言,缺少了批判和反思的勇气,并且给集体冷漠的上演提供了看似正当实则万分扭曲的价值观。 可以说,当下社会价值观和是非观的底线正在下沉,而老人在围观下猝死仅仅是一种证明罢了。郑州的李凯强案后媒体及时地推出《如果路上遇到老人跌倒,你会扶吗?》的调查,在调查中,选择“绝对不会,怕惹麻烦”的有94534人,占调查人数的62.97%。而在杭州事件的新闻下是关于《如果你扶起别人却被讹,下回还会扶么?》的新闻调查,选择不会的为78300票,占了96%。 不难看出,公众道德感麻木和冷漠本质上是人们一种特定的畸变状态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人们怀疑、漠视道德行为等对道德的冷漠感情,以及拒斥、推卸道德义务等消极性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 轻飘飘的“冷漠病”,沉甸甸的“社会病”。能让我们惊醒吗?惟有看客式“冷漠”,不见“社会病”土壤之消除,是社会的尴尬。可以说,“围观式猝死”加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和心理危机,证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冷漠化、物化和形式化现象。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该赏的必须赏,道德的行为应该而且能够为行善者带来幸福,这种幸福,不仅是精神上的,更应是物质上的。在笔者看来,这应成为当下的社会选择。 价值观和是非观底线下沉背后的“围观式猝死”当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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