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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http://www.CRNTT.com   2012-07-03 08:57:43  


 
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和商业利益

  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继续依附政治权力,而且也很快依附在商业利益上,并且非常紧密。从西方的历史看,如果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过度依附商业,也会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非常显然。例如人们一直在提问,为什么穷人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利益说话?不过,这并不难理解。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而为权力和利益说话,有利可图。为权力和利益说话,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很难是负责任的。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这种双重依附情况,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能够创造负责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数敏感领域不能批判政府和涉及政治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知识生产者最缺少的,就是规定其存在之本质的专业主义。除此之外,还缺少什么呢?人们已经形象地指出,中国的教授很像政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会活动家,或者很像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社会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识分子。这并不难理解。专业主义是规定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没有了专业主义,社会就自然失去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专业主义必须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生长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界定知识和政治、经济之间的边界为第一要务。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这个边界之内,专注于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也才能呈现出其独立的品德,培养其独立的精神价值观。

  除了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边界,知识分子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具有国家和社会认同。在社会科学里,知识的创造没有边界,但知识是有边界的。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知识分子研究特定社会的产物。没有古希腊政治实践,就不会有亚里斯多德;没有市场交易实践,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没有官僚体制,就不会有马克斯韦伯,等等。

  顾名思义,社会科学,这里社会是主体,科学只是方法。当然,因为我们所说的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必然就有一些共同性。这就是人们在谈论自己社会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其他社会。客观地看,任何一个知识或者思想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殊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是针对特定社会的;普遍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具有相关性。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被长期殖民这个事实。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去自觉地摆脱这种被殖民的意识,才能确立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意识。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西方经济学家、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但则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治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因为近现代社会科学为西方所创造,西方也仍然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的所有方面,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不可避免。同时,学习西方也属必须。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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