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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凭何三任中国央行行长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按照周小川的说法，整体改革协调理论强调，从过去的集中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过程是整体的、系统性的转变，而不是拼凑起来的。简言之，改革需要系统性的构建，这种改革思路结构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动两种方式。而周日后所操刀的银行体系改革、外汇改革等金融市场改革，属于整体设计自上而下的路径。 　　在1993年7月份吴敬琏和周小川两人联名执笔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方案中，周有关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已经成熟，包括“中央银行今后只负责掌握货币政策和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央银行应在宏观管理上强化对利率杠杆和利率为基础的见解调控工具的运用；专业银行尽快实现向商业银行转轨……” 　　此前一年，周小川还和谢平等人完成了《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课题研究，这又成为外汇改革的重要蓝本，称人民币可兑换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实现改革开放总体目标必不可少的步骤，谢平日后也成为周小川国有银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卡尔E•沃尔特(Carl E•Walter)和侯伟(Fraser J• T• Howie)在其著作《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础》一书中，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体改办的上述诸君称为“市场改革派”，至今仍致力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努力。 　　从1986年12月，周小川被任命为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开始，这位体制内的学者智囊就逐步开始向技术派官僚转型，在经过多年一线历练后，2000年从建设银行(601939,股吧)行长转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三年后，接替戴相龙成为中国央行掌门人。 　　此后，世界开始领略这位中国新时代金融高官的魅力。在外国记者笔下，灰发、爱笑、喜欢即兴演讲的周小川，以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国际会议上受欢迎的中国官员；而热爱网球和歌剧也更加丰满了他的个人形象。 　　“周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延宕多年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一位国有银行高管如是告诉记者，从上个世纪末，成立四家AMC公司开始，周小川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重要设计者和操刀者。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时任中国总理朱熔基抓住时机推动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财务重组和重新注资，当时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外界广泛认为已经陷入技术性破产——截至1997年6月底，四大国有银行当时不良贷款已突破1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6%，且上升势头还在继续；本外币风险资产5万亿元，资本净额才1700亿，资本充足率仅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1998年起，国家开始出手拯救濒于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其中，最大手笔是针对资本金和不良贷款的两项改革方案：一是，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行资本金；二是，1999年开始，相继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手里剥离了总计13939亿元不良贷款(包括国开行不良贷款1000亿元)。 　　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便是这一方案的积极推动者。 　　卡尔•沃尔特和侯伟认为，朱熔基和建行行长周小川领导的团队采取了一种国际上常用的技巧去彻底重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一点有点像上世纪美国处理联邦储蓄信贷机构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即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将母银行的不良资产按公平市价连同已经分配的储备一并转让给一家单独成立的子公司，母银行由于转让了不良资产而成为资产优良、资本充足的“好银行”，而子公司则由于接受了不良资产而成为“坏银行”。 　　不过，改革并没有一步到位，国有银行重生机制并没健全，第一轮2700亿元的注资过了仅不到三年，四大国有银行几乎又走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 　　截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按四级分类高达1.7万亿，不良率为21.4%，按五级分类不良率更高出4.7个百分点；同时，资本不足的问题依旧严重，当年末，四家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旧的历史包袱尚未完全卸掉，新的坏账风险又在不断产生，加之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狼来了”担忧，到2003年，中国银行业已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当时，距离第一次注资不过5年时间，中国银行业沉屙难去，到2002年时，要想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国际标准，还必须动用约1万亿元资金。 　　再注资，钱从哪来？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刚刚上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创造性地提议，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成立一家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然后完成国家外汇注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 　　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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