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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 |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
“我被‘专政’了,他们还不放过那些比我小许多,正在上中学的小阿弟、小阿妹们。1968年2月,王少庸两次给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布置任务,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于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汇区红卫兵军区’主办的第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房子里开班,历时35天,有‘学员’46人。第二期班从7月初开始,历时45天,有‘学员’92人。这两期‘学习班’共集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138名,全部是从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黄克等人对这些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子弟被逼加入“大义灭亲”式告密队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现过。《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就现有资料看来,大概也属于干部子弟“大义灭亲”式告密——与儿子一起告发母亲的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屡立战功,文革前担任本县卫生局党总支书记,文革爆发后被打成本县卫生系统的的头号“走资派”,儿子曾写过大字报揭发父亲;在母亲说出支持刘少奇的言论后,父子二人先后前往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告密。 政治高压下,许多“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 不可否认,建国后前30年发生的海量“大义灭亲”式告密当中,确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阶级感情必须高于血缘感情,是很真诚地在告密。一如当时的宣传语境所言:“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儿子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这正是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十分可贵的”。但并不是所有人的“觉悟”,都能像方志敏(杀死亲五叔)那么“高”,多数“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中,告发母亲的儿子面对媒体,即公开承认:“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当日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外祖父则在土改、镇反中被枪决,自不难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态会有多么强烈;其父在告发妻子时的心态,大略也与儿子相似,作为一名现行“走资派”,其心态或许还会更为迫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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