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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 |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
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文革期间选择“大义灭亲”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时,也认为母亲告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现实利益,“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说:“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再如:《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和他的丈夫马建民,在当年的政治高压下,也陷入了“大义灭亲”式告密,互相揭发,并且招招险狠,直取对方政治生命。对此,杨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母亲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揭发父亲。父亲与武光的关系,父亲与邓拓的关系,这都是母亲可以回击的武器。” 结语 中国当代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悲剧中,有整整两代人不可回避的迷惘、恐惧与巨痛,但它并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对它的反思,须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这反思中,个体的忏悔固不可少,政策层面的教训也同样亟需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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