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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10-29 09:23:21  


 
物质利益是进步的主要动力

  第二,特区解决了一个物质利益驱动改革的机制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都涉及到利益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没有资本,就没有发展。实际上,如本栏上周所讨论过的,即使在华国锋时代,中共已经意识到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外国的“钱”,也就是外资,在当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设深圳等沿海特区,因为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海外华人关系。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钱”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当时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中国特区很难成功。因此,也有一些学者用海外华人资本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特区成功了,而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等没有成功。

  第三,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的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当国外的最优实践和现存体制利益不一致时,必然遭到现存体制的排斥和抵制。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在特区之内,不仅不同方面的最优实践可以学,而且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组合不同的最优实践。中国的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都是先在特区实践,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

  特区也解决了很多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不仅仅是特区本身的事情,而且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或者“排头兵”。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80年代的“请进来”的政策。“请进来”就是把自己的国门打开,让外资和外国技术进来。“请进来”,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但外资仍然不进来。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欧美资本仍然很少。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华人资本的进入作为基础,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本,经济特区始终是它们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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