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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10-29 09:23:21  


 
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

  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正是因为前面两个阶段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经济体,提升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同样,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

  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继续“请进来”、在继续“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走出去”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一个角色。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在19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到今天,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一波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公平性。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巨大受惠,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同样是因为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如果继续的全球化是必然,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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