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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 | |
http://www.CRNTT.com 2014-06-09 10:43:21 |
最近几年中,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农村的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和农业税的取消,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低保和最低工资的设定,都是这方面广为人知的进步。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和偶然因素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赋予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近年来中国矿难频仍,背后并不仅仅是安全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监管问题,实际上是失衡的劳资关系,是矿主和某些地方政府的不正常关系。宗教问题的背后所隐含的失业、贫穷、信仰自由等因素,本质也是权利的问题。由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罢工和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的困境,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 另外,从招远事件来看,高风险社会的形成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人们精神上无所归依、容易被异端邪说吸引和洗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精神危机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看看比尔·盖茨、巴菲特在干什么,再看看那些在拉斯维加斯一醉方休的中国“精英”、以及在洗脚屋中乐而忘返的“中产”,可以说,精神危机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把统治合法性一股脑押宝在经济增长上,以为人民吃饱穿暖就会忘记政治和精神上的追求,就可以江山永固。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始终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这让中国在软实力竞争上始终处于下风;招远事件更说明了,没有精神寄托的人民,同样是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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