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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懂得”那个时代的人走了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执西用中”乃针对中国有失去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 　　王：您对严复很推崇，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称他为“介绍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但是严复晚年的思想有所变化。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有台湾原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他是严复的孙女婿，谈严复。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辜振甫指出，虽然现今研究严复之中西学者，仍有部分认为其观点在于崇尚西式“国富民强”，其实，严复所追求的，绝不仅止于政治上或军事上之富强，应还具有深厚的“儒学性格”、无所不在之“易经与道家式的世界观”，及深受儒道传统思想所影响的思维方式。只有将体制改革融入新的文化思维，中国才能真正国富民强，严复主张，国家若要富强，须先透过“格物致知”之道理，方能实践“治国平天下”之理念，如此才能让国家建设步上正轨，进而致使人民安居乐业，相关之社会问题也才能迎刃而解。 　　“为批判全盘西化之偏差，严复曾用”牛足装马蹄”比喻，说明体制改革应以“执西用中”态度对待之。他说，“执西”就是吸取西方文明制度于我有益者，“用中”就是从切合中国之实际需要出发，以最完善之体制改革架构为追求目标。严复这种提法是经过长期思索，直到晚年才彻底领悟，而将之作为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之准则。他说，一定要先经过新的文化思维之整合改造，方能将西方文明制度之“马蹄”，套用于我们这原属封闭保守之古老中国“牛脚”上，如此，中国才有机会跃登富强之林。” 　　这两段话令人深思。严复认为“牛脚”不能生套“马蹄”，中国需要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您怎么理解他的“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之准则”？ 　　汤：严复的思想前后有相当大的变化，这和所处的时期不同有关。他早期翻译《天演论》等书，可以说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文化，从他在译文中的“按语”能看出他是赞成西方文化的。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说：“善夫金匮裘可桴校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严复这段话是针对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并不是批判全盘西化的，因在清末“全盘西化”还没有形成一种潮流，而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阻碍中国较全面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潮流。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盘西化”已成中国主要思潮，因此严复的思想有一大变化。正如辜振甫先生所说，严复直到晚年才彻底领悟，而将“执西用中”作为重构中华文化及道统之准则。这正是严复晚年有见于西方各种思潮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致使中国有失去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因而思想上有了这样的适时之变。 　　王：谈到严复，就会想到您在文章中把他归之为“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保守主义派的杜亚泉。现在海内外对杜亚泉先生的调适思想给以很大的关注，称杜为“一个湮没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家”。去年纪念杜先生诞辰130周年，国内出版了《杜亚泉文存》，而且召开了《杜亚泉与现代思想史上的调适思潮》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杜亚泉的调适思想颇有历史洞见，也有现实意义，比如他对中国民主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武力可以倒专制但不可以得共和，实现民主的历史条件是社会的实业发达和教育普及，只有通过民间兴办实业、普及教育和培育中等阶级，迂回渐进地为中国的民主化奠基。又如他毕生都在探索中国该如何向现代化迈进，但他又有对所谓现代性“相当清醒和深刻的反思”，他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写的一些文章，如《迷乱之现代人心》，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他的思路是，要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异化，还需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支撑点。对于现在重新研究杜亚泉先生的思想，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汤： 当今学术界对杜亚泉的看法确有分歧。我认为，在1915年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杂志的争论，应该被认为是表现了保守思潮与激进思潮之争。当时，中国社会主要应是破除旧的已经僵化的保守思想，而杜亚泉提出“统整之说”，为了继承传统，要求绍述“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的盛业，这不能不说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前进的。从20世纪初叶到今天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许，如某些学者认为，杜亚泉先生的“调适”思想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定意义。但我有个看法，研究某思想家的思想，应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看它主要起的作用，至于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那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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