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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从规模供给转向价值创造

http://www.CRNTT.com   2014-09-25 09:02:47

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2011年以来美国的资产回报率一直高于中国，美国正在实现的经济复苏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支持企业资产扩张难度。与中国非金融企业技术创新和相应的创值能力不足的状况不同，早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就在“里根革命”和“ICT革命”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创新市场从哪里来的难题，实现了创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从而成功地消化了创新成本，并分散了风险，切实提高了非金融企业的创值能力。美国也由此实现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考虑到中国已成为一个开放经济体，美国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步恢复常态及其企业资产回报率的提高，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趋势逆转，加速资金向美国回流。这无疑会加速跨期错配风险爆发，造成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提前终止，迫使中国非金融企业进行去杠杆化的经济和投资收缩调整，并引发经济增速下降。很显然，中国即使想继续依赖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支持企业资产扩张也将举步维艰。 　　价值创造和体制建设 　　文章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现行的政府动员性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无法再与正在变化的市场需求相互匹配。在原有的集中化需求条件下，业已存在的市场更多地具有从小到大的性质，企业只要能够成功实现规模扩张，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就足以同时开拓市场。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三大机制，即增值税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以及企业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也由此收到支持企业资产扩张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奇效。与此相反，在新的多样化需求条件下，由于提供的是从无到有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企业只有首先开拓具有足够规模的竞争性市场，成功消化高昂的创新成本，并分散创新风险，才能有效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创值能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动员性市场经济体制根本适应不了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形成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竞争性市场这一时代要求。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与管理资本主义有相似的地方，即由发展型政府支持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对流水线进行精细化管理。在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下，只适合采用技术创新的线性模式，不仅要求由大型企业包办商业化研发(往往长达10-15年)、技术工程化、生产和销售等所有不同阶段的创新活动，而且要求由控制中心通过层级制对技术创新进行统一协调和指挥。这就造成创新活动间信息传递距离过长，特别是横向信息流动困难，阻碍必要的技术创新分工合作，以致难以消化创新成本，并分散风险。再加上政府选择赢家，就会进一步扭曲创新市场。很显然，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与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形成能够满足多样化化需求的竞争性市场存在直接冲突。 　　因此，仅仅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进行经济和投资收缩调整是不够的，中国还必须全面解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三大机制，即增值税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以及企业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建设和发展竞争性市场新体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并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最终成功实现经济和企业转型。 　　一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需放弃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并购交易，促进创新专业化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交易中介或网络平台(实质为竞争性市场机制)来组织不同创新活动的合作，以获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努力实现资产回报率的回升。 　　二是，围绕增值税制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消除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预，促进竞争性市场形成，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在集中化需求市场中，由于存在着对上市公司发展全产业链的导向作用，增值税制与上市公司发展全产业链之间存在着双赢关系。然而，随着集中化需求市场日趋饱和，特别是多样化需求市场的出现，增值税制却也由此成为企业参与创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的严重体制障碍。为此，政府需适时放弃增值税制以及其他选择创新赢家的做法，消除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预，转而促进竞争性市场形成，确保企业家获得创新报酬。 　　三是，促进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性监管和金融市场稳定性监管的有效配合，继续积极推进银行存、贷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激励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地运用竞争性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银行存、贷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将促进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的瓦解，消除相应的跨期错配风险。运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改造金融业，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则有助于改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由此可见，只有实行上述有关企业商业发展模式、政府经济管理和金融体制的系统改革，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形成激励创新的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上市公司才有望摆脱已陷入的发展困境，既促进资产回报率回升，又减轻跨期错配风险，中国也由此最终实现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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