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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中国如何才能不当“被告” | |
http://www.CRNTT.com 2014-12-11 10:29:31 |
首先是国际关注度的问题。美国的话语权之所以强势,是因为它每每能对一些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提供看法和解决方案。中国知识界对外面的世界还很不了解,无法起到设置议程、提供解决方案的作用。由于中国国内问题成堆,普通老百姓固然无暇关心外国的事情,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能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之外事情的人也不多。关心的人,也基本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知识来了解,而更多是为了支持自己在国内问题上的某个观点。 比如前一段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消失了40多天,很多评论员和知名“博主”绘影绘形地推测,朝鲜发生政变或金正恩被推翻等情节,宛如亲眼所见。这些人大多是民主的超级粉丝,不能容忍朝鲜体制长期存在于世界上,于是将朝鲜体制应否延续和能否延续的问题搞混了,最后闹了大笑话。香港问题也是如此。反对的人很多是从经济关系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的,不能容忍香港反对派“犯上作乱”。支持的人则要么因为讨厌中共,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要么从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为了追求民主怎么做都行。可以肯定,这些人中的99%,之前根本就没有关注过香港问题,很多人至今也说不清这场争端的来龙去脉和关键所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言之凿凿。 这样一种从心中的理念而不是事实出发去判断国际问题、用国际问题为国内问题服务的心态,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现象。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如此之深,但对世界的了解却如此之少,举凡国际问题,往往被阴谋论、极端民族主义和泛滥的民主情结所绑架。这样的认识水平,往往连事实都搞不清楚,更遑论主导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了。 学术没有独立 其次,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低下,无法为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理论支持,这种现象与畸形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有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上气势如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软实力论”等,让非西方国家完全无还手之力。这些话语和概念,无不来自于美国政治学界。反观中国,学术界高度行政化,学术评价标准由行政官员确定,学者的生活围绕着课题、项目、一年发多少文章等进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独立的思考。 另外,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紧箍咒,近年来,这一紧箍咒还有越戴越紧之势。社科院院长关于“敌对势力”和“阶级斗争”的表态,《辽宁日报》记者对全国高校的暗访,和对教师“不要抹黑中国”的劝告,都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在这样的氛围下谈理论创新,根本是缘木求鱼。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最近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认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顺序,依次是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和民主,并认为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但没有人认为福山是有意在为中国说好话。如果这一结论是由北大某教授提出的,可想而知不但不会引起重视,反而会被认为是不要脸的“五毛”。福山之所以能摆脱嫌疑,是因为美国学术界一贯是独立的;他在书中也毫不客气地认为,美国目前正处于“政治衰败”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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