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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清朝对台湾的占领是出于政治一统的要求，而不是贸易的要求，在经济上也并不需要台湾提供多少东西。在郑氏攻占台湾之前，中原王朝没有经略台湾的动力。但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之后，台湾对于大清政治一统来讲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是民族的耻辱，抗战胜利后必须收回台湾，也是这个道理。1943年开罗会议时，原本计划讨论二战时期被日本占领领土的归属问题，但为什么最终确定1895年即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台湾对于中国的政治统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对台的治理，区分“生番”与民人，这应该是由经略西北和西南的经验而来。1870年代，台湾山地人与琉球渔民发生冲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们质问清朝政府为什么不处置当地人。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结果给日本留下了进攻山地人并非进攻大清的借口。其实，这种将“生番”与民人相互区分的做法，与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进行治理，并不直接运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国第一次攻击台湾;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击台湾，就是以新的模式来冲击清朝的秩序观。我写关于琉球的文章时也说过，日本人第一次攻击台湾用的是美国人的建议，不是日本人的独创。美国人第一次进攻没有得逞，美国驻厦门的总领事李仙得给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清朝经略边疆时对番民关系的区分置于西方主权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确定内外关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习惯法治理边疆区域，形成了两元结构的统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律多元主义，其内外观与西方国际法及其以主权为中心的内外区分完全不同。日本攻击台湾时的借口是：既然当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那么对于“生番”的攻击就不是对大清的攻击。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对台湾的进攻不仅是日本与清朝之间的冲突，也是两种秩序观之间的冲突。现代中国，无论哪个政权，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统一规则来经略边疆，传统的秩序观瓦解了。事实上，所有具有丰富帝国传统的国家在沿用这种模式经略边疆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共产党早期处理得好，是因为它由下至上地推动社会变迁，但是当这一过程终结，上下关系固化的时候，对这个体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出来。大陆民族问题的爆发跟台湾问题的情况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这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在19世纪奠定的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写第二卷《帝国与国家》时，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这一规则的、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历史地看，统一或统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统一或统合是一与多的辩证，也必定是一个多重参与的过程。 　　回到前面的话题，伴随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993年，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的欧亚铁路已经贯通，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着提高了。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却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新的经济计划是对世界历史路径的重新修正，困难和挑战都是显然的，有人说连新疆都搞不定，还怎么去谈“一带一路”?但是，新疆问题或其他区域问题恐怕也正是在展开“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我们从“一带一路”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而绝不只是经济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说历史文明，是因为这一新计划的四个关键概念，即路、带、廊、桥，正是亚洲跨社会体系或历史文明的纽带;说这一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而复杂的网络的局面，这一计划必然遭致失败和报复。“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以多重复合的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谈论“一路一带”的人大多只涉及两个中心问题，一个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一个是金融扩张，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覆出现的问题。若只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一带一路”不但不可能成功，还可能触发巨大的风险和反弹。新疆问题是一个信号，2014年的台湾也是一个信号。但无论如何，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17世纪之后台湾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沿海经济的发展和欧亚大陆关系的变化正在撬动全球性的历史变迁，大陆与海洋的关系如果不是发生逆转，也会产生巨变。 　　现在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的时代，跟1989年以后的情况非常不一样。1989年以后，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然而，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不仅边缘区域如此，中心区域也一样。1989年后作为唯一政治合法性的那些东西，在今天无一例外，都处于深刻危机之中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摆脱困境，重新思考政治实践的问题，两岸关系会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在“历史终结论”的范畴之外，共同探讨新的道路。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尝试开启新的政治实践，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就有可能涌现。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局部危机，所以探讨中国政治的新形态，也有全局性的意义，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意义。 　　2012年，我在台湾访问牡丹社，沿着山道，一路摸爬进去。当年，像这样的一个台湾部落社会，其内部组织已经很完善，要想从外部攻进去很难。原来大陆许多地方也是这样的，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变迁，就像台湾社会一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化外之地”了。但是，在交通如此便捷、流动如此广泛的时代，统治者却不知道地方性族群内部在发生什么，这表明断裂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现在需要重新拟定方向，纲举目张。这儿抹一块，那儿抹一块，没用。还是要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才可能明确方向，逐渐地使得这个局势逆转。比如说我在文中一再提到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应该重新来讨论的，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个探索还没有展开，问题可能就终结了。现在需要说明新的方向，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这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思考出路，不可能脱离这个进程谈论新道路;第二，这是在东亚地区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全球劳动分工和全球关系的发展和变动，尤其是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金融中心的分离趋势及其后果;第三，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至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 　　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作者:汪辉  　　（本文系根据汪辉于2014年6月底与台湾友人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作者在发表前审订并修改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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