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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   　　4.冷战格局的转变与两岸关系 　　讨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及其演变不可能离开对20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的重新估价。从社会主义运动来看，中国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跟苏联的公开决裂以至于兵戎相见这段历史，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面怎么去估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正面地说，它为中国的自主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我过去也讲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如果不是以决裂的方式，而是以别样的政治的方式，在斗争中维护社会主义内部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和改革，那世界格局会是怎样的?这个假设或许完全不成立，如果成立，后果也是完全不清楚的。如今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学者，大多承认冷战时期的东西竞争对于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起了正面作用，那么假设一下这个问题，想象一下是否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后者对台湾的影响太大了，所谓“独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是从它寻找国际承认的失败开始的。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第一波振动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法案，第二波振动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最近写的《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对这个问题略有论述，在正文里是从正面说，再加了一个注释是从负面说，但处理的是同一件事情。正面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变化，1987年台湾戒严令的解除不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台湾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解严是他们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我当然是承认的。从负面说的意思是：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大幅度流失，没有这一变化，很难想象国民党会自动发生变化。国民党政权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而联合国的承认是台湾对内统治合法性的根源，反攻大陆的政治理据基本上就建立在此。随着国际承认的合法性消失，国民党不得不去寻找内部合法性，这就是它的大规模本土化的动力。在这个条件下，李登辉等国民党内本土派在蒋经国时代崛起就是必然的了。蒋经国有他的开明之处，这个不必否认，但是，国民党在镇压敌对分子方面的历史如此昭彰，开明也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政治条件，很难理解他的这些行动。国民党体制的本土化不同于先前的“台独”运动，蒋经国是反台独的，改变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在后来者与先来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努力演变为本土化的潮流已经是新形势的界标，后者为此后的“独台”模式铺设了前提，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外壳形成所谓“特殊国与国关系”。 　　两岸分裂不仅是国共内战的延伸，也是美国全球霸权格局成型的后果。随着中美关系改变，台湾在冷战格局当中作为美国筹码的意义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改变了，所以美国可以要求台湾更大程度地民主化，并在这个条件下控制台湾政权，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让蒋介石政权的那种独裁统治模式持续下去。亚洲地区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印尼等等，都离不开这个冷战格局的转变来理解。台湾的留美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在台湾政治中施展的角色是与美国及其对东亚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其作用的意思。这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大陆的内部转变，使得左派的“统”的基础也逐渐地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改变为两岸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提供了条件，经济更是相互纠缠，文化层面的共同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由传统的“台独”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趋向于统一的政治基础反而逐渐式微。在这个大潮中，表面看“台独”运动波涛滚滚，但这只是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作为政治力量的“左统”和“右统”同时衰落了，“独台”或各种“两国论”的变体实际上上升为岛内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它在越过蓝绿的明确分野之际，却将两岸关系置于困境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蓝绿关系发生了变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裂痕却难以消失。 　　二、 反服贸运动与反TPP 　　反服贸运动触动了台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多重困境，产生了某种综合效果。与当年红衫军反政府贪腐、白衫军反国家暴力不同，这次黑衫军以反经济不公为旗帜，但最终又以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点题，其政治姿态颇有对二十多年来支配台湾社会变迁的政治平台本身进行总清算的态势，影响将是长远的。经济衰退、贫富不均扩大、对内地依赖加深是台湾社会共同认可的困境，而对政治平台的冲击却显示了新生代对于政治框架本身的怀疑。放在全球社会运动的脉络中，“太阳花运动”也有新意：突尼斯、埃及打的是反专制和民主的旧旗帜，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只是对大资本金融统治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们都没有公开地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与对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本身的质疑结合起来并诉诸政治行动。台湾年轻一代不仅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更加真切，他们对政治的质疑也触动了根本性问题。我同意这样的判断，即反服贸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无能政府和贫富分化，至多也只是反大陆的某些资本。但在政治前景不明、缺乏明确的社会目标的条件下，学生运动触发的政治动员极易(或已经)被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力量和政治势力引至对“中国”的恐惧和怨恨之中。“占领运动”表达了不满，但由于提不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目标，为旧政党政治所填充、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推论逻辑：台湾经济之所以衰退是由于大陆的崛起、贫富不均是因为两岸贸易得利的是大商人、对内地的依赖是因为大陆企图以经促政，并吞台湾。这样的提问难道没有掩盖两岸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分工，没有遮蔽台湾经济在这个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中从中国大量的劳动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益么?若要谈论反对某些大陆资本，为什么不是讨论劳动者的联合，共同争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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