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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 | |
http://www.CRNTT.com 2011-01-12 11:45:07 |
负面指标驱动的增长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GDP不是不重要。有发展就有GDP。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GDP。在经济领域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获得的GDP就是好的GDP;通过破坏环境、掠夺人民、牺牲未来而取得的GDP就是坏的GDP。就中国来说,在取得了GDP增长的世界奇迹的同时,也在创造另外一方面的“奇迹”,例如环境、社会收入差异、老百姓的健康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公平等等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差。(实际上,这些方面才是中国应当和其他国家竞争的领域。) 在所有这些负面指标的背后是中国GDP增长的来源。简单说来,中国高GDP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而得来的。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但各种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在全球化时代,贡献给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而管理方式上,中国除了表现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中“适者生存”的恶劣面之外,毫无进步。在剥削劳动者方面,只有技术高低之分,而没有性质之分。技术高超的企业(如富士康)采用的是先进的貌似人性化的“压力”机制,技术水平低下的企业,仍然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式的非人道管理水平。 和其他经济体相比较,除了这些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之外,中国还表现出其特殊的增长模式,即通过政府动员的经济增长。在市场化国家,尽管政府也扮演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中国则相反。尽管市场也扮演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通过政府动员来发展经济,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市场,政治和行政动员是主体。现在除了政治行政之外,又加上一个市场的力量,因此具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表明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但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大力动员,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奇迹”。 当然,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是中国这些年能够有效抵御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例如1997-98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中国政府的“国家能力”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国家能力”滥用的后果更甚 但也应当看到,一旦过度使用,“国家能力”很容易造就非常负面的效果,破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国家能力”。过度使用经济杆杠,尤其是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从而破坏了危机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对平衡的格局。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尤其是过度发行货币,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则导致了很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例如社会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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