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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阶层和意识状况

http://www.CRNTT.com   2012-06-19 08:35:26

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6月19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学者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的阶层和意识状况：自由派、草根与中产阶级”，文章说，知识分子不仅生产知识，而且也应用其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知识包含责任，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知识的责任。文章内容如下：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派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另一派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信奉市场，相信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存在的根源在于市场不到位，也相信一旦市场化，所存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第二，在实际政策层面，他们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提倡所有领域的市场化。第三，他们只相信效率，不顾分配，甚至仇视分配。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社会秩序问题固然和市场化缺失或者市场化不足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市场化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它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社会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斯密也着《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但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社会秩序的转型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社会秩序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秩序和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现存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产生着非常负面影响。前段时间在西方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是西方的中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投机性质对传统西方道德（例如新教伦理）的负面影响更是巨大。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市场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或者乌托邦罢了。  　　如果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信奉市场，那么民主派信奉的是民主。在解释和诊断社会问题时，民主派指向政治权力，认为是政治权力导致中国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在民主派看来，政治制度是社会秩序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秩序重建问题。民主化的目标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么民主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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