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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知识、权力和责任

http://www.CRNTT.com   2012-06-26 09:02:06

知识与社会的互动转型 　　很显然，和以追求秩序和稳定的政治不同，商业所追求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自贵族专制社会，到资产阶级民主，到大众民主等社会结构的转型，就是知识体系的转型。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两个转型是互相关联的，在很多场合是互为因果的。权力、商业和知识之间互相独立，互相竞争，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创新和变化是商业的永恒特征，正如秩序和稳定是政治的永恒特征一样。而这里，知识是关键，知识既可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格局到今天仍然在继续。 　　知识既可以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也可以为社会带来毁灭性变化。就是说，知识既可以是进步的来源，也可以是悲剧甚至是灾难的来源。对知识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在西方的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法国大革命前的抽象的“人民主权理论”，导致了后来的多数人的暴政。当然，最极端的就是德国二战前的“种族优越论”，导致了希特勒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甚至很多直到今天为止仍然被人们歌颂的知识体系，也始终对人类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例如近代欧洲产生的“绝对主权学说”，在欧洲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绝对主权的概念不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就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生产出这一知识体系的欧洲开始抛弃它，但它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经济知识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知识体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其所张扬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为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背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当知识分子群体失去了其独立性，而演变成商业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业之上的时候，知识可为社会带来毁灭的影响。西方（尤其是美国）大量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依附于商业，代表资本的利益，大力提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结成了商业、知识和政策的利益联盟，这个利益联盟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没有知识这一方，这个联盟不仅难以形成，而且也不可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在发展中社会，一个社会发展的成功与否，与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知识责任是相关联的。在亚洲，成功的例子有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首先是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在很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程，造就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东亚奇迹”。“东亚奇迹”就是对西方模式的偏离，其背后当然是知识体系的偏离。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政治领域，尤其是民主化进程。西方学者和东亚社会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学者，都把东亚社会的民主化，视为是西方民主化模式的一个部分，而没有看到东亚民主化的成功之处就是其和西方的不同。 　　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大多数了解日本民主的学者不会否认，日本民主只是在形式上和西方类似，在实质上是不同的。韩国和台湾也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民主一百多年的历程，其成功之处并不在于这些民主具有了西方民主的形式，而在于民主化之前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除新加坡之外，“四小龙”在民主化进程中也发生了社会抗议运动，但这些抗议运动都具有和平性质。为什么和平？主要是这些经济体所造就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一条件，这些社会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劣质民主陷阱。简单地说，东亚社会的成就，在于它们没有滥用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抵制了那些不适合于它们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通过知识的创新来建设自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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