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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赋权社会与中国的制度创新

http://www.CRNTT.com   2013-09-19 09:29:58

教育科研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创新可以在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这里可以特别强调一下教育科研体制的改革。教育科研体制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难以改革的堡垒。很多年里，中央政府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把国家转型成为创新型国家。这里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但为什么和其他国家相比，国家的创新能力不仅没有得到增加和强化，反而和其他国家的差异越来越大了呢？从前人们以为，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财政和资源投入不够，但现在国家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但为什么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呢？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缺乏创新的根源在于，现存教育科研体制缺失创新。在教育方面，早些年也开始容许民办学校和外国学校在中国设立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但无论是本土民办和外国学校，都是以商业营利为目标。从科研教育体制角度来说，这些新产生的教育科研说不上有任何创新，不管形式有和原来的科研教育体制有何不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更说不让要他们去做科学研究的创新了。 　　现在国家对科研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例如，教育投入接近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百分之四。这是一笔巨额的投入。很可惜，人们所看到的是科研教育部门的腐败每况愈下，投入越大，腐败越甚。在很大程度上，大多科研教育机构已经演变成名副其实的财政寻租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式了。如果对存量（现存的教育科研体制）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没有了可能性，就要做增量改革。如同对待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金融等制度上的支持，来扶植和培养两种类型的新型教育科研体制的出现。 　　第一类型是民间自下而上的教育科研机构，民办大学、民办研究机构等。现在中国一大批民间企业家已经产生，应当容许他们办新型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这一代企业家和早期进行民办大学的企业家已经不同，即他们已经不是以盈利为目标，而是为了为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进行体制创新。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样做。美国优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就是这样产生和成长起来的。 　　第二是政府委托民间力量来创新教育科研。中国有很多专业人才，具有巨大的创新精神。在现存体制下，他们的才能被扼杀。不过，这些人才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制度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当出钱，让这些专业人才组织新型的教育科研体制。这是政府出钱、社会办事的模式。这件事情也不难。例如如果中国能够吸引在世界上存放着的数万个优秀人才回国，进行体制创新，就可以创建数百个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当然，也可以组织国内的优秀人才进行体制创新。事实上，国家要对目前所推行的各种吸引人才计划（包括针对海外留学人才的“千人计划”和面向国内人才的“万人计划”）进行再创新，不是让现行体制消化人才，而是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制度创新。现行体制不改革，最多的人才回国，也很容易轻而易举地被现存体制所吸引。如果改革现行体制不可能，就应当让引入的人才进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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