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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

http://www.CRNTT.com   2014-09-09 09:03:00

国际资本长驱直入 　　在另一端，中国的国际性市场也发展得很好。这主要是政府和国际资本互动的结果。中国的国际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市场随着国际资本进入而延伸到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主动和国际市场接轨的结果。因为这个市场是西方市场的延伸，而西方市场经济总体上来说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个市场平台里，规则相当成熟和清晰。尽管这个市场也避免不了政治因素，但因为这个市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很少能够被少数人所操纵，市场规则一般都发挥作用。因此，这个市场普遍受中国各类市场角色的欢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受欢迎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资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中国，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担忧，国际资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整个世界，很少政府有像中国各级政府那样，对国际资本抱如此欢迎的程度。对政府来说，所要考量的问题是国际资本能否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不是国际资本是否会占据中国市场。早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和外资是驱动力。各级政府互相竞争经济发展，也意味着它们竞争外贸和外资。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出于经济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来自本国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政府往往是国际资本进入的阻力。但中国刚好相反，政府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帮助国际资本扫清各种障碍。 　　这和今天中国资本“走出去”所遇到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困难重重，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更来自那里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力量。主权国家往往使用“国家安全”和法律、法规的理由抵制中国资本，而各种社会力量更是诉诸于直接的抗议形式来抵制中国资本。这使中国感觉到，“中国的资本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实际上，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扩展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中国资本流向的那些国家，并不具备像中国本身那样的条件。这些国家不仅抵制中国的资本，也抵制其他国家的资本。 　　国内的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又如何呢？在这个层面，市场平台很难自发自下而上地产生，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其中最主要的是基础设施和法律的制定。如果有些基础设施还可以由企业界自己来提供，法律必须由国家来提供。这些市场平台没有政府的许可和帮助，就很难确立和运作起来。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平台很难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系，行政和市场往往难以区分开来。行政的特点就是其分割性，各个区域由不同的行政单位治理。因为政治和经济不分，因此行政的分割性也自然决定了市场的分割性。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经常所说的一种现象——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地方市场保护主义不像1980年代那样强烈，但对经济发展来说，政府间的竞争的重要性仍然大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市场角色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个层面，很长时间里市场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到目前为止，跨区域和全国性的经济部门的主体还是国有企业和少数民营企业。在一些产业领域，尽管也出现了民营企业，其力量还不是很强，很难和国有企业和国际企业竞争。在这个层面，尽管存在着市场，但市场经常是被垄断的，不开放的。市场的角色有限，市场准入门槛很高，非一般企业所能进入。因此到现在为止，这个市场平台上的主角亦然是国有企业、少数民营企业和国际企业。这种情况也决定了这个领域市场规则不成熟、不清楚，交易缺少公平性。因为这个领域的交易规则，必须呈现为法律或者法规，而法律和法规必须是政府来制订和实施。同时，因为这个市场平台上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会出现一些重大矛盾，例如，政府如何对自己的企业和其他“非自己”的企业平等对待呢？政府如何来规制自己的企业呢？政府如何约束自己不去干预自己企业的微观运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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