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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重建：汶川司法生态一年间

http://www.CRNTT.com   2009-05-06 09:24:58

“派出所没人了” 　　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被埋了76个小时，他所在的政府大楼未能在地震中幸免。地震发生仅仅10秒，这座建于2000年的“北川最好的楼房”，瞬间从6层变成了1层，下面5层全部陷入地下。 　　张周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被埋在地下的第一天，他能听到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有呼救声。76个小时后，当他和两个同事被救出时，才知道整座政府大楼只生还了他们三个。 　　灾后的统计说，5.12大地震中，北川全县干部有436人遇难，而政法系统237名在编干警中遇难86人，超过三分之一；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局领导班子成员9人遇难，几乎所有的干警都有亲人离去。与此同时，公检法司的案件卷宗和档案资料，也全部掩埋于废墟之中。 　　5月15日晚被救出的张周凯，5月17日即从绵阳404医院步行赶到北川。5月18日，在北川中学的水泥乒乓球桌上，张周凯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政法委员会。“我得尽快把幸存的干警组织起来。”张周凯说。 　　当天的会议，整个北川县政法系统仅组织起了11个人。他们的救灾任务，是去抢救“有枪、有钱、有机要”的关键单位。 　　“你相信吗，我们当时就睡在尸体旁边。”张周凯说。那段时间，他们挖出了100多支枪、100多万现金和不少重要档案。 　　直到地震半月后，北川政法系统的人员状况才大致搞清楚。246名政法干警，只有73名能够立刻工作，除去遇难者，其余都在地震中负伤。而这时，北川政法系统已开始下乡统计灾情。 　　北川的百姓几乎都去了绵阳，与县城繁忙的救援场景不同，乡下是一片寂静和狼藉。人走了，牲畜家禽满山乱跑，还有些遇难者的遗体暴露在外。 　　5月20日之后，张周凯连着去了几个乡镇派出所，都是空无一人。“公安干警要么遇难，要么离开了，本来乡镇派出所的人员就少，灾后维稳状况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组织了三支政法工作组。”他说。 　　这三支政法工作组，实际上可以叫做联合办案组。每组17人，包括了公检法司四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当场办案而不需要汇报；他们需要把留在当地的百姓组成治安队员，把受灾群众的财产管理起来；还要负责巡逻，对人员进行登记。 　　“我确实理解我们的人的心态，很难啊，一个是去山里确实很苦，再就是干警自己也是受灾群众，只身下去救灾，难免会记挂家里。”张周凯说。 　　但是，工作组的方式却一直延续到了2008年10月份，三支工作组都下乡三次。 　　特殊时期只能这么干 　　北川法院副院长李芝军是其中一支政法工作组的领队，这位地震中的传奇人物因救灾表现突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他的母亲和妹妹都遇难了。 　　作为北川法院仅存的两位班子成员，李芝军在结束了抢险救人之后，带队到了11个边缘乡镇，与基层派出所、乡镇党委、基层司法所一起研讨如何化解灾后不稳定因素。 　　“这11个乡镇，我跑了3次，每次都待上一周左右。”李芝军说，当时乡镇的状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12大地震后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在9.24洪灾中导致北川禹里乡和漩坪乡两个乡镇淹没在水下，镇上居民全部避险撤离。 　　但在禹里乡，李芝军看到失控的一幕——一些城镇周边的农户居然冒险到淹没区的居民家里去拿东西。“这样的案子不少，受灾群众反映很强烈，这种行为说得严重些就是偷盗。” 　　但禹里乡派出所当时只有3名干警坚守，警力严重不足，虽然抓住了一些人，但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当时法院的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把这些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需要送往绵阳，来回就要2天。 　　“现场抓住的这些人也是受灾群众，当地派出所很发愁，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李芝军与禹里乡派出所所长刘兴顺商量，对性质特别严重的要严厉打击；对于一般性质的，加强法制宣传。而具体的方式，李芝军给出的意见是“示众，让老百姓看看”。 　　他觉得，这种做法在正常状态下显然不合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只能这么干。 　　李芝军负责的这11个乡镇，维稳工作也十分顺利，95%以上的纠纷都是乡镇司法事务所调处解决。“如果我们调查组不到乡下去做工作，恐怕很多案子都要涌向法院。” 　　此时，遭受重创的北川法院正在艰难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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