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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重建：汶川司法生态一年间

http://www.CRNTT.com   2009-05-06 09:24:58

政府抚慰金是个好的先例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普通灾民大都认为国家救助即是赔偿，受到好评。今后，国家对类似大灾的遇难者的抚慰、补偿和救助，是不是可以考虑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与规范？ 　　刘作明：这次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国家对受灾群众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对遇难者发放每人1万元的政府抚慰金，这是除战争之外，政府第一次出钱抚慰国民，这是一个好的先例。 　　另外，考虑到这次地震对农村的影响比较大，农村住房损失比较厉害，可以说农民的毕生积蓄毁于一旦，现在政府又出台了永久性住房补助金，平均每户1万元的标准。这就是国民待遇，我们应该上升到这个地步。 　　不过，现在国家对遇难者的抚慰、补偿与救助，还没有严格的法律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的思维导入到一个狭隘的利益问题上。这里就要解决一个国民待遇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抚慰金既然是国家第一次出钱对受灾人进行人身、住房的补贴，那么这一好的先例如何持续？ 　　刘作明：汶川地震的政府抚慰金是一个很好的先例，我们应该从国民待遇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可以说这是很沉重、也很崇高的命题，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关爱。政府抚慰金应该制度化。比如美国拥有国家公墓制度。这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法制程序。 　　目前的国家帮扶政策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直补的方式造成县级政府互相攀比，还可以考虑其他办法。比如，国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基金，所有国民强制加入，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策性保险公司运作，这能使灾民从国家和保险机构获得更多帮助，也更加公平，更有保障性。 遇难人数绝不能估算 　　《瞭望东方周刊》：5.12地震这样一个大面积广领域的灾难，其死亡人数的统计是否可以做到更具准确性和权威性呢？ 　　刘作明：国务院现在对遇难人数三令五申，要求准确统计，但我们现在没有法定的统计制度。 　　我们这次对遇难人数的统计，一开始确实有些零乱。比如，5月12日当晚，绵阳市报上来的数字是遇难6000多人，而重灾区德阳市报上来的遇难人数才120多人。各系统、各区都在报。绵阳市当时为什么说是6000人呢？他们是通过各种渠道获知了北川县城的基本状况，根据北川总人口估算出来的。 　　绵阳市上报的数字后来看来没有什么大错，6000人的数字现在看来也是保守估计的，但问题在于没有见尸，就是把失踪人口当成遇难人口了。什么是遇难，什么是失踪，当时基层对这个没有意识。所谓遇难是一定要见到尸体的，否则只能报失踪，然后按照程序和情况，由法院宣布死亡，才算遇难。 　　我们的统计不够严谨。比如，有一辆旅行车被埋在路上，旅行社会说，这辆车是40个座位，那么就是遇难40人，至于有没有坐满，开始的时候都没做考虑。类似这种情况，人们统计的就可能是模糊数字。 　　要知道，遇难人口与失踪人口在程序上完全不同，好多利益关系牵扯在里面，绝不能马虎对待。更何况国民人口是个极其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认证主体，死亡人数统计应该有一个法定机构。 　　能否建立志愿者库 　　《瞭望东方周刊》：5.12地震中，志愿者队伍成为令人瞩目和敬佩的一个群体。以前我们对社会力量的动用一直不太重视，而这次庞大的志愿者群体行动，似乎还缺乏相应的法规与部门的更有效协调管理。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呢？ 　　刘作明：我们应急组织这次收获最大的、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志愿者队伍。可以说，救灾部队是绝对主力，而更为活跃的群体是志愿者。其实，政府应急体系的建设不是在事发之后，而应该是日常，这里面就包括志愿者的征募。 　　目前我们的应急体系没有日常管理制度。对志愿者的管理，现在还得依靠共青团，还要加强共青团联系青少年和社会力量的功能。 　　《瞭望东方周刊》：专业救援志愿者队伍，我国还是很少见。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专业救援志愿者队伍呢？ 　　刘作明：这次地震救援表明，消防队伍是最有经验的，但消防队伍并没有预备役。转业后的消防官兵，怎样建立一个预备役制度，是走专业化路子的体现。应该把专业人士联合起来，分门别类，建立日常的管理，跟进他们的保障，应该有一套管理制度。 　　比如德国建立了志愿者库，志愿人员很多都是专业的，平时都在公司里，需要时国家征用。其所在的企业可以扣掉工资，而国家建立应急基金，确保工资补偿。这种专业化的制度跟进与设计，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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