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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忆、遗忘、道歉与宽恕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11-14 09:30:19

另外一些人仍然坚信“文革”的正当性。“所有的指令都来自最高层，怎么可能错呢？”重庆的一名前红卫兵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在1966年的校园中，充满着亢奋。每个革命者的头都抬得高高的，大声说话，大步行走，容光焕发。他们从暴力行为中得到很大的欢愉。甚至直到现在，那些打过人的红卫兵，不但极少有人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而且有一些还衷心缅怀那一段时光。 　　沉默者包括当年的受害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今天，程璧他们也不愿更多的提及当年的经历。很多研究者都提及过人们对于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这甚至成了这段历史研究的主要障碍，王友琴说，“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记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老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年轻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学杨某父母“有问题”，同班的红卫兵在黑板上写了“杨狗，勒令你每天扫教室”。 　　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友琴试图解释这些暴行的“理由”，这名女中学生当然解释不了。于是她决定把这些都写下来。“文革”结束后，王友琴考进北京大学，买了第一辆旧自行车之后，第一次骑出校门，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学。1966年8月17日，美术教员陈葆坤被丢入喷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坏领袖纸像，被打还被和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以致终身精神失常。“我见到了那个喷水池，池中没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积着枯叶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鹤则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宽恕，由宽恕而拯救 　　忏悔者则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遗忘斗争着。而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一些当年的受害者所做的忏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忏悔不同，北京曾经伤害过李煌果老师的郭灿辉先生提及，有了儿孙之后，是他们酝酿给老师道歉的原因。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情感，不能心里藏着愧疚去教育儿孙。 　　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文革前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日后的灾难。这里的教训应该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赞同万邦如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得到机会发表，万校长便去世了。”王友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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