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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之争：超级城市时代怎样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02 08:25:11

链接：第三双眼看印度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2010年04月08日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帕斯、奈保尔和阿玛蒂亚•森，这三位著名的文人和经济学家，不仅都得过诺贝尔奖金（帕斯获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阿玛蒂亚•森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他们三人和印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帕斯是墨西哥人，可是作为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帕斯在印度度过了六年时光，在那里的经历改变了帕斯的生活，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清晰的印记：诗集《东坡》、散文集《猴子文法学家》以及介乎随笔和游记之间的《印度札记》。 　　奈保尔是作为英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是他的身世颇为复杂，他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后去英国留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可是奈保尔自己却是印度移民的后裔，这种血脉关系如此顽强，将奈保尔在1962、1975和1988年三度带回印度，并分别撰写了三部有关印度之旅的书《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阿马蒂亚•森是确凿的印度学者，可是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序言最后，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作为一名渊源殊深的非常关注印度文化、历史和政治同时也关注印度一般生活状况的印度公民，我很难在提到印度人时用‘他们’一词而不用‘我们’一词。”如此强调其来有自，阿马蒂亚•森和奈保尔一样也是弱冠之年就离印赴英学习，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读，其后他的学术生涯在西方和印度一系列著名学府展开，由于对印度事物的高度关注，阿马蒂亚•森一致保持着印度国籍，并且经常回到印度高校做客座教授，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他对印度国内公众事物保持敏锐的嗅觉和发言权。阿马蒂亚•森主要是经济学家，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福利经济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得当，显然他的研究出发点其实落实在改进穷人的经济状况，因而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他的这一研究视角注定他是一位视野开阔涉猎甚广的学者，《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本书就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它有一个副标题：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 　　不同的阅历、不同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观察本身极为复杂的印度社会时，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和态度。帕斯同时具备外交官和诗人的身份，这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使帕斯得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情观察印度，他的笔触有着诗人的优雅和内省。尽管帕斯并没有回避印度社会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可是他也在不经意中时时流露作为诗人的敏锐感触，比如在写他1951年首次到印度，去德里旅行，就有这样极富诗意的描述： 　　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下午，我无意间漫步至一座小清真寺中。寺里空无一人。墙壁是大理石打造，壁上刻有《古兰经》的经文。上方是平静祥和的蓝天，只有偶尔一群绿鹦鹉飞越，才会打破这股静谧。我待了几个小时，什么都没想。一段极乐至福的时光，当夜幕低垂，蝙蝠成群结队在天空盘旋，才让这股至高无上的幸福告一段落。 　　这样诗意的感悟在以尖刻着称的小说家奈保尔看来未免有些奢侈了，小说家的身份决定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是以细致入微的描述铺展开来，而且这描述多半指向印度社会的那些阴郁角落： 　　拉贾斯坦的狭义风尚已经当然无存。宫殿空荡，王公们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数岁月，全都化在传说之中。所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窝棚、雨季的泥泞。 　　在对待印度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方面，这两位文人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帕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和奈保尔和阿马蒂亚•森相比），对于印度文明基本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也就是充分理解印度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中的某些部分当然地令西方人感到不适。帕斯习惯用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做比较，比较的结果不是谴责印度的落后和愚昧，而是对西方文化自身提出更多的忧虑和批评，这种态度无疑颇具风度，而且是建立在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帕斯得出的观点往往也是非常睿智的。关于印度备受批评的种姓制度，帕斯先是通过评述托克维尔的观点，对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大加挞伐：“民主社会不断改变，将个人与他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已经当然无存，而将他与他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也已经如风中残烛。冷漠是民主社会最大的缺点之一。”随后对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帕斯则提出自己独特且颇具深度的观点：“有‘贱民’这种阶级存在是一种耻辱。不过种姓制度绝对不能消失，惟有如此，它的受害者才不致沦为个人主义这些贪婪的神袛的仆从，而是在我们之间，找到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这种情怀当然也是像帕斯这样的大诗人才会拥有的，那是一种超越庸常胜负、生死的美丽而温暖的境界，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映衬出诗人自身的博大的胸怀。前不久在香港见到几位曾去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诗人，他们对印度落后的不屑态度，和帕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小说家比诗人总是要更入世一些，像帕斯书中随处可见的感概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或者也可以说奈保尔感慨是别样的：没有诗人式的抽象和升华，而是针对印度现实的毫不妥协的犀利批评——通常以反讽的方式。尤其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此类的批评比比皆是：“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其哲学，以及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这一真理，印度曾经就是真理。……而印度则正因了它所有表面可怕的现象，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如此安然！在世界变化之中，印度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纹丝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到世界深层秩序的认知里，所有事物都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对于印度停滞的现实的不满和抨击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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