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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之妻被判受贿 冤不冤？

http://www.CRNTT.com   2011-10-28 11:36:52

本案中存在司法程序不公现象    　　侦查阶段联合办案违反法规 　　在检察院最初的入手点中，梅晓阳与“上林公司”谢震纬的关系，被视为突破点。 　　而据谢震纬描述，2010年7月，5名检察院和工商局人员出现在其公司，检察院人员未表明身份，5人抄走公司所有账本，要求他去工商局谈话。在工商局内，他遭到冒充工商人员，实为检察人员的逼问，并被关押在工商局30多小时。 　　工商局借联合办案限制证人人身自由属严重违法行为，即便检察院出具协助调查法律手续，也不能羁押证人于行政机关调查取证。要么是行政程序，要么是刑事诉讼程序，在法律制度上，不存在一个同时混合这两种有本质差异的程序。   　　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骗供逼供”行为 　　据“蟹妈”自述，其在被调查过程中承受了大量的语言暴力、肉体折磨，且检察人员利用其“法盲”的特点，进行唬骗，套取口供。而据律师斯伟江证实，公诉人曾在庭审中表示“谁说不让梅晓阳睡了，录像中看出凌晨4点到7点，让她趴在桌子上睡了3、4个小时”。 　　更严重的是，余昌斌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给梅五万”。检察院以此为突破口，让余昌斌和梅晓阳等人都做了“收受五万元贿赂”的相关口供。结果余昌斌被放出来后才想起来，那不过是一张五万元的发票，与此案毫无关系。但是，这“受贿五万”的多方口供是怎么出来的呢？ 　　谢震纬称，因遭到办案人员以家庭威胁，长时间拘禁后，他最终不得不作出对梅晓阳不利的口供。并称“我在检察院非法逼迫下被迫说了不想说的假话，差点毁了别人的家庭。”  　　胡曙光称，他当时给检察院作出的行贿供词，同样是迫于压力，当时他夫人就要生产，如果不按检察院要求作出口供，他就无法回家见到夫人。而余昌斌也提到了自己遇到的压力。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非法获取的证据无法律效力”。 　 　　审理过程中无理拒绝多名证人作证 　　被告人律师严义明向法院提出有7名证人要求出庭作证，但6名证人最终被否定，被检察机关指控为行贿者的谢震纬，成为唯一允许出庭作证的证人。 　　据杨海鹏说，法院拒绝6名证人出庭的原因是“认为几份笔录无律师签名不合规”，但我国法律规定，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可能性为“未成年人、身体不便、对审判不起直接作用”。但胡曙光、周在春都已经到了法院门口，为何不将这些与最终认定受贿罪之7万元有重大关联者，请上证人席讲讲？ 　 是杨海鹏害了“蟹妈”？    　　这只是猜测 　　这起本来普通的受贿案之所以引起关注，与杨海鹏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杨海鹏作为著名记者，有很多掌握话语权的朋友或同行为他扩大信息传播；而大多数人在不了解情况下看到记者在喊冤，就以为记者被陷害了，于是声援记者。 　　事实上，本案与杨海鹏的记者身份有没有关联我们并不知道。而杨海鹏在微博上公布此事后，说客很快找上门来，想媾和，他们提出，如果杨海鹏放弃在微博上公布这些内容，检察机关就放弃起诉，或者给梅缓刑。这说明杨海鹏的身份倒是有可能利于他的妻子。 　　也有人因此讥笑：一帮人为一个罪犯换头像，这是耻辱，即便程序有不公正，但这是普遍形象，为何不为别的贪官换头像？ 　 “道德控”让杨海鹏拒绝妥协？ 　　对于说客提出的妥协条件，“蟹妈”是希望答应的，但杨海鹏坚决不同意。很多人说，这是“道德控”的表现。 　　其实，杨海鹏说的很清楚，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不要存有任何幻想，也许，一转身，人家便出卖了你”。 　　所谓妥协，准确的说是“辩诉交易”，是一项起源于美国的制度。即被告人做有罪答辩，换取检察官指控较轻的罪名。而且这样的交易受法律保护，其效力几近于庭审定罪。 　　而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法条，所谓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就只能是赤裸裸的潜规则了，既无制度保障，又无安全可言。正如杨海鹏所说，被告只要一认罪，刚刚还愿意“交易”的检方没准一变脸就在庭审中说“这可是你自己认罪的啊。” 　　此外，如果没有杨海鹏的抗争，谢震纬等人可能也不会在庭审中说出真相，而案子是否会向更恶劣的方向滑去，也未可知。 　 　　既不能因为“蟹妈”之悲情，而无视其受贿之事实；也不能因为一审之落幕，而遗忘司法程序之瑕疵。正如杨海鹏所言“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来源：2011-10-28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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