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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自由主义：一种思想和错位的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 　　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中谈到了对新社会的设想：“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但这只是一种遥远的描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纲领。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胡适说：“我们……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自觉地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地收不断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达到目的之时。”这依然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没有具体的内容。 　　在一个建立了共识和比较安定的社会体制中，这种主张也许可以博得很多人的拥护。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各党派对于如何“改变世界”这一重大问题，无论在目的或方法上都存在着根本而严重的分歧，胡适的说法自然很难发生作用。 　　1930年前后的梁漱溟，正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他读到《我们走那条路》后，很快在他主办的《村治》杂志上发表题为《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严正地批评胡适。 　　梁漱溟在信中说：“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地指正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本人也不是“大革命论”者。但他和“大革命论”者都持有一种共同的假定，即中国的形式已经急迫万分，我们必须立刻提出一套根本彻底的“改变世界”的方案以及具体的行动纲领、计划。 　　但改变世界必然涉及解释世界。 　　梁漱溟希望胡适能够给出一个对当前中国社会与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他在信中说：“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错误，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误认，所以我们非指正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构，不足以怯革命家之惑……”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余英时认为，梁漱溟的质问实际上击中了胡适的思想要害。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其基本态度，那么要他立刻提出一个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全面论断来以为行动的指南，这相当于要他只保留了“大胆的假设”，而取消了“小心的求证”。他也就无法给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的全面性的论断。 　　这是他在那个时代遇到的巨大困惑，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思想难题：科学方法要求他不武断，对于尚未清楚的问题不能随便提出解决方案，当然更不能盲目地行动。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逢千年未有之变，迫切地需要答案、看法、判断和解决方案，有许多急迫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下做出决定。生活不能静止不动，那么这些决定便只有参照以往的经验进行选择了。 　　然而，在10年之后，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改造世界的方法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从某种意义上，胡适回避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是解决劳苦大众吃饭的问题，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价值选择中，“平等”优先于“自由”。这也就是为何“反帝、反封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胡适不管怎样谈“解决问题”，谈改良，谈宪法，谈学术救国，都无法获得太大的回声。因为，他既不能回应民粹主义的深刻挑战，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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