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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自由主义：一种思想和错位的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被四面夹击的胡适 　　“被杀死的摩西” 　　在台湾，胡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潮。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的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 　　吴虞是胡适的老朋友。40年前，胡适给吴虞的书写序，提出要把孔子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但时过境迁，人到暮年的胡适与老战友吴虞的命运却惊人的相似——“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他对吴虞的评说，看起来更像其夫子自道。 　　大陆方面曾经掀起过两场对胡适的批判。从政治高度把他树立为“人民公敌”，与蒋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是美国文化的“买办学者”、“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旧中国学界的领袖。胡适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自己的思想，与胡适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今天看来会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明确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中国之命运》中，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思想“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不切合国计民生，有违民族文化。他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马前卒。 　　在台湾，蒋介石站稳脚跟后与“自由主义”者的蜜月期就结束了。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威胁其政权的离心力，蒋经国化名为“周国光”，通过“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布了绝密的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 　　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 　　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台湾时，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已散发到台北各机关。这本攻击胡适的书虽是匿名文字，既无出版地也无发行人，但杀伤力极大。它将丢失大陆的罪责归咎于胡适，认为因胡适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孔子，才破坏凝聚力，涣散了人心、军心，最后导致“学运”不断，军队望风而降。而胡适则是“国民政府”败退的思想罪人，“剿胡”应该纳入“反共复国”的总体战略中。 　　胡适逝世前两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而入狱，从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胡适一生宣扬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而坐牢。胡适知道，有生之年恐怕要以失败而告终，他有一种强烈的破灭感。这年底，他给朋友张佛泉的信中沮丧地说：“生日快到了，回想起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毁灭了。” 　　胡适去世前一年，他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再度激怒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新儒家学者。对胡适的文化立场攻击，又如雪片而至，铺天盖地。参与围剿的既有“立法委员”也有曾在胡适面前谦称后学的文化人。 　　此时，无论在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各领域，胡适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即使在自由主义者的阵营中，他也因“雷震案”中的妥协和不够激进而备受指责。胡适的健康也急剧恶化，去世前很长时间都必须住院养病。 　　胡适一生都是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这种冲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后，争议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还未结束。 　　胡适死后，张爱玲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忆：“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那么，胡适是不是那个被杀死的摩西呢？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胡适已经逝世50年。就像我们去年对鲁迅的回顾一样，他们无法互为准绳，但都可以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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