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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这就是韦伯在演讲中断言：今天，无论是谁同意使用暴力，都必须接受这个悖论性的后果，无论是宗教还是革命。任何领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其追随者所构成的“机器”，他需要不断地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奖赏来维持机器的运转，因此，这架机器的动力（而不是领袖本人的动力）决定着领袖是否成功，“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的角度，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他所以能够控制这些追随者，仅仅因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大概不可能是多数）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怀有真诚的信仰。”[48] 韦伯其实指出了革命的两个条件，一是先知或者领袖本身的信仰必须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二是其追随者的动机会和革命的第一个前提产生悖论。这正是为什么政治总是很容易沦为替报复、权力、分赃、俸禄等提供道德借口的肮脏游戏。而革命之后的因袭守旧的日常琐事，会使得圣战领袖和信仰本身销声匿迹，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性专家行话的一部分。因为领袖的机器获胜的条件之一，正是将一切空洞化和事务化，使得人成为精神上的无产者。在韦伯看来，真正的政治行为本身必然伴随着去政治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道德上的和现实中的悖论关系对于以政治为“天职”的人来说，是必须明白并对此负责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是周旋在恶魔的势力之间。超凡的圣人不采取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是因为信念伦理的信仰者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为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得救的人，不应该在政治的路上走。因为政治有完全不同的路，它必须在俗世中靠暴力存在，责任伦理的承担者则必须对政治行为的现实后果负责。否认这一点，就会把政治当成简单的政治家的煽动，而承认这一点，却正是为了承担现实政治行为的后果和责任。这里，我们需要看韦伯对信念伦理所做的更多的阐释。 　　因为，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接受的命运是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政治是靠暴力来完成的，既然这个现实的世界是非理性的，是受魔鬼控制的，是要周旋在恶魔之间，所以，政治的守护神就是恶魔，与上帝处于固有的紧张关系，随时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采用暴力的手段，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在这个意义上，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无法调和。韦伯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对一位佛罗伦萨市民的赞美，因为他将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得救更为重要。在这里，韦伯既隐晦也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德国国家问题的看法，也回应了在演讲一开始为什么要把政治定位为与国家内外的关系上。今天，虽然城邦或者祖国所代表的价值被广泛地质疑，但是空洞地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或者“国际和平”这样的信念伦理，对于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并无裨益，而是相反，“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个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49]，韦伯的语境是很清楚的，在一战之后残酷的国内与国际的环境下，批判和取消国家与民族的角色，是对后代的犯罪。国家的存在作为一个既定的现实，正是暴力的来源，对此，韦伯有深刻的批判，更指出这一悖论的历史性根源，这是现代“理性”国家的典型现象。但是，批判并不等于取消这一现实的政治问题，而是相反，正是为了承担这一历史的悖论。真正的信念伦理是它的内在力量应该强大到为现实的后果负责任，只有这样的时刻，信念伦理才有可能与责任伦理融合。 　　因此，现实的政治问题需要“成熟的人”来承担，以使得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有可能互相补充。韦伯呼唤的是这样的政治家和“真正的人”： 　　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即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一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韦伯之所以如此呼唤，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的基本判断上：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极可能只能得到很少的实现，“我不会因此垮掉，但无须讳言，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是一种内心的负担”。我们的前面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冰，失去权利的不但有凯撒，还有无产阶级。当这长夜渐渐开始露白，那些今天还被春天的浪漫鲜花簇拥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都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适合在这些领域工作，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由日常琐务组成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是在以政治为业，却并未体验到它最深层的含义。”[50] 正是从这些话语中，作为一个厄运预告的“先知”以及对此的承担，我们看到了韦伯形象与他所描述的犹太先知耶利米的巨大叠印。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以政治为业的“领袖”是一种“英雄”，也是一种平常人，因为“政治”是用力而缓慢地穿越硬木板的工作。 　　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51] 　　这就是演讲的最后段落。世界本身的罪孽，需要的正是犹太先知们以个人的方式义无反顾地献身，政治的意义来源于现实的政治之外，但却需要落实在现实的政治之中。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先知们的天命，也应该是今天的政治家所应追慕的先驱。这就是韦伯对政治的最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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