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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汪精卫是曲线救国吗？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氏一开始也没想去沦陷区投日，而是欲在大后方成立新政权 　　汪氏在“主和”方面的努力，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8年5月份之前，汪氏大致将自己“主和”的活动限制在国民政府内部，其主要措施，即不断游说蒋介石，希望蒋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但蒋氏对抗战的理解与汪氏有极大的分歧，汪氏最终对蒋“绝望”。 　　第二阶段，大致自1938年5月至12月汪氏出逃河内止。此一时期，汪氏“和平运动”的着力点，已转向在国民政府之外另起炉灶。该年5月，在获悉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同时有意让唐绍仪出面组织新政权，并以该新政权为中日“和谈”对象后，汪氏即表示“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什么牺牲都可以的”，言下已有急切抛开蒋介石与日方和谈之意。稍后，汪氏进一步组织“第三势力”，积极与日方接洽，日方对此也颇感兴趣，影佐祯昭曾明确对汪氏亲信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汪氏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到11月底，遂下决心逃出重庆，在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新政权，实现与日军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出逃时，曾满怀信心要把新政权建在大后方的云南、广西等非沦陷区。为尽可能获取和谈的筹码，汪氏也把这种信心传递给了日方。  　　汪氏之所以认为自己可以在大后方另立新政权，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甚多有重要关系。1938年10月21日，汪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基础……”该谈话在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抗战派如陈诚等对汪氏的攻击固然不遗余力，但汪氏也收获了不少的“主和派”盟友，这其中包括四川军阀王陵基、潘文华、邓锡侯、云南军阀龙云、政学系的张公权、程天放，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等等。但汪氏出逃到河内之后发现，原以为会响应“和平运动”的军政要人如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张道藩、王世杰等人，全都毫无动作。汪氏最终只好选择到沦陷区的南京组建起傀儡性质的伪政权。至1944年汪氏死亡，此为其“和平运动”的第三阶段。 　　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其实错在对时局的理解太过幼稚 　　中国当日有多少国力，汪精卫清楚，蒋介石也很清楚。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必败”，蒋氏却将“抗战”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因之，汪氏将“对日和谈”当作了救命稻草，蒋氏却只把“对日和谈”当作抗战的一种必要工具。 　　这种区分，可以从汪、蒋的一些激烈冲突中清晰窥见。譬如：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货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孔祥熙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乘风转舵”，否则失此良机，“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蒋介石的态度是强硬的，他回覆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汪精卫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力主接受陶德曼所传达的条件，与日本实现“和平”；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汪氏仍鼓动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氏未得蒋的同意，不敢签字，汪氏劝说道：“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如汪氏所言，仅仅是“不好表态”，而是内心深处本就拒绝“和谈”。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在日记中写道：“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12月7日日记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9日日记写道：“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1938年1月2日，蒋氏见到陶德曼再次转达的层层加码了的日方“和谈”条件，更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但蒋氏也没有忘记利用“和谈”来为抗战争取喘息之机，11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对陶德曼调停的应对方针：“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日军攻占南京，一再大幅提高“和谈”条件之后，蒋氏仍令孔祥熙继续与日方虚与委蛇，为国军的休整备战争取时间。但孔氏与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景极度悲观，竟试图弄假成真，将“和谈”内容具体化，结果又被蒋氏急电阻止，蒋氏维持“和谈”的目的仅在于为军队争取时间，所以不希望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记述了他竭力反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三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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