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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汪精卫是曲线救国吗？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氏唯一一次在“主权”问题上的“扬眉吐气”，是1943年间日本抢在英美与重庆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将天津、广东、北平、厦门、上海、汉口等地的各国租界陆续“交还”汪伪，10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声言“尊重其主权及领土”，规定了撤军等事项，汪精卫为此相当兴奋，特意撰文攻击重庆国民政府: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己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 　　关于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里其实已有明确的界定：“本来在重光堂会谈时，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若非）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 　　周佛海们后来所谓的“功勋”，也是站不住脚的 　　战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在受审时都曾有过抗辩，认为汪伪政权的存在，保存了沦陷区的经济力，为沦陷区的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精神层面，周佛海说道： 　　“第一、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沦陷区的人民再振作了民族精神,再加强了民族意识。自敌寇侵占后,陷区人民目不睹国父遗像和国旗,耳不闻国父遗嘱和国歌,至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和国民党的活动更是被敌寇悬为历禁。中央是不是希望陷区人民目能瞻拜国父遗像和国旗,耳能听国父遗嘱和国歌,以加强其民族意识和精神呢?中央所希望而当时不能做到的的,我们替中央做到了,难道是“祸国殃民”吗?第二、敌寇是要灭党的,而在他们的占领区,国民党活动起来了,三民主义宣扬起来了；敌寇是要打倒青天白日旗和国民政府的,而国民政府却在他们后方成立了,青天白日旗又代替五色旗飘扬了。” 　　周氏这些话，其实只能算是诡辩。汪精卫确实很注重向沦陷区民众灌输“民族意识”，但其灌输的，并不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意识”，相反，针对的是英美各国；汪氏曲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将中、日战争置换成了亚州人民反抗欧美白色人种欺凌的种族斗争；至于“三民主义”，板垣曾明确表示“日本把三民主义看成危险的东西”，汪亦不得不依照板垣的要求对三民主义多做曲解。事实上，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日，本已是对国人抗日信心的一次重大打击。投日后，汪氏更用“大亚洲主义”竭力消解沦陷区国民的抗日民族热情；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汪氏又将“大亚洲主义”上升为种族主义，说什么“此次战争若英美战胜，整个东亚民族将和印度民族、非洲黑人、澳洲棕色人种一起，同受奴隶待遇,整个东亚将永远为英美的次殖民地；而如日本战胜,英美百年侵略势力将一扫而空，东亚解放，中国也将得到自由平等”，此类宣传，对国民的抗日热情，破坏甚大。 　　在经济层面，周佛海还说道： 　　“敌人收买物资向来是由其军部独断专行，南京政府不能过问。我们于是本着条约上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的一点，常常和日本大使馆纠缠，这样也说应先和中国政府商量，那样也说应得中国政府同意，弄得以后军部要收买物资，关于数量和方法等问题都不能不和伪府先商量。伪府大多数主管人员都尽力去拖和挡，今天开会，明天谈判，弄得问题不能立即决定。他们希望的数量，尽量力争减少，购买价格也尽量力争提高，购买方法尽量使其有利于人民。凡是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和骚扰的方法，没有不力争的。这样掣肘和扯腿，所以以后敌军部非常愤慨，仍旧单独行动，不和伪府商量。但他们如果这样，我们便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弄得使馆和军部常常发生冲突，而且我们有时向陆军指摘海军方法不对，有时向海军责备陆军方法不行，弄得陆、海军也常常摩擦，这都是铁一般事实，不容捏造。”“我因为经过了这些考虑，而且以为有个有能力的政府在沦陷区，也可以多少替人民做些事，作些主，所以参加了伪政府。”“我陆续将两税注指关税、统税全收回，不使供给敌人用。财部支出款项，除伪维新政府一向支付敌军之治安协助费等少数经费，我不便立即取消外，我没有支出一文供给敌军部使用，就是治安协助等费，以后也逐渐减少以至取消了。敌军用盐一向是予取予求的，我一定要限制其数量，一再与日本大使馆交涉，终办到日军购盐，其数量由财政部和日本大使馆订约限制。” 　　这些说辞其实也不能成立。其一，日本政府扶植汪伪政权，本就有给予其表面上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以有别于纯傀儡而被民众唾弃的维新、临时政府，使其稍有能力改善民生、稳定治安，收拢沦陷区民心的目的，汪伪政权成立后，民生状况较之前政权有所改善，正是日军期望的结果。其二、关税、统税权的收回，是太平洋战争日军日趋劣势后不得不实施“对华新政策”时摆出来的姿态，只是做秀，其实际控制权并未受损。至于盐的统制权，则始终握于日军之手。至于民生，以重庆、上海同期物价指数相比较，1944年上海物价的涨幅，是重庆的4.5倍；1945年6月更高达重庆的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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